作为近段时间的学界热点，《当代传播》《青年记者》等期刊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小田心为大家梳理了相关论文，并将重点总结成了专题，一块儿来看看吧~
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的来源逐步扩大，新闻获取的手段日趋多样化，新闻的样态也变得极为丰富，新闻用户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得以在充分的利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自主确立自己的“新闻套餐”（news diet）。新闻用户的能动性由此得到动员，他们也更加愿意从自身的新闻经验出发参与公共讨论乃至介入性的社会运动。然而，伴随着“选择”的丰富和“自由”的扩大，一种“抵消行为”（counteraction）同时开始流行，那就是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
200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度会议上，一段以“互联网新闻的回避者：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避开电视新闻和报刊网站”为题的讨论，开启了学界对回避新闻的关注和专题研究。
新闻回避并非肇始于数字新闻时代，传统媒体时代也会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新闻回避。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之后，新闻回避的频率随之增加。
学者常江认为，简单来说，新闻回避指的是新闻受众或用户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新闻回避尽管形式“消极”，但在信息严重超过标准且无孔不入的媒介生态下，它是用户的一种明确的文化姿态。
在数字新闻学的视域下，新闻回避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一般认为，数字新闻生态体现出了一些与传统新闻生态截然不同的特征。简单来说，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为专业机构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多元主体格局；新闻流通日益泛向化和网络化，并不断消解建立在传统新闻流通秩序之上的认识论权威体系；新闻接受实践体现出鲜明的需求导向和情感主动性，由积极用户组成的各种社群取代原子化的“受众”成为新闻业的公众基础。这些新特征共同削弱了传统新闻文化对机构和人的行为约束力。于是我们正真看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式微、平台的强势崛起，以及社会对新闻业信任度的不断下降。这正是新闻回避行为的“生态语境”。用户因冷漠、失望、沮丧、愤怒和绝望等情绪而回避新闻的行为自然是其对不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环境做出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用户很清楚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这种行为并不可能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在传统媒体时代拒绝接触新闻基本相当于“与世隔绝”；而在日常生活几乎完全浸润于互联网的数字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隔绝”几乎不会发生。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新闻回避得以成为一种建立在充分选择基础上的反抗行为。
智能媒体带来海量新闻和赋权于受众所产生的反连接或新闻性行为不断涌现。面对海量的信息环境，个体在技术的赋权下，能够自主管理和调整自己的新闻消费模式，使自己处于认知协调之中。人们会借助智能媒体来忽略、过滤、定制和保存等新闻裁剪的形式来应对新闻过载。这样的反连接或抵抗性行为是智能媒体技术赋权的结果，可以帮助他们逃离充斥着海量新闻的拟态环境，降低认知负荷，打破“连接就是一切”的窠臼，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新闻过载感知的关键信号是过量新闻带来的压力、困惑、焦虑和低动力感。大量的新闻会带来认知过载和认知负荷，会导致疲劳、焦虑和无聊，进而诱发新闻回避行为。
新闻效能感从自我效能感发展而来（自我效能感：自身能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代表着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侧面反映了自我行动的内在能动性和意识主动性。新闻效能感的变化，意味着新闻消费者群体对自己搜索、获取和处理新闻的自信程度产生了变化。因此，在日常的新闻搜索过程中，人们会因为过量的新闻带来认知压力，出现较低的新闻效能感，进而出现新闻回避的现象，影响他们的新闻消费行为。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是其赢得公众信任的内在品质，也影响着媒体在未来竞争中的发展。在客观环境中，媒体会遭遇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影响其公信力和内容建设。在内部环境中，媒体管理者和工作者缺少社会责任感，内容粗制滥造，虚假报道、新闻寻租和低俗新闻等频发，损害了媒体公信力。新闻消费者对于新闻媒体的怀疑或不信任会导致其产生新闻回避行为。另外，新闻媒体产生黏性是需要借助内容建设质量来完成的，如果其内容建设质量差，那么必定会影响受众的新闻接触行为，导致更多的新闻回避现象出现。
“断连型回避”围绕人机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意味着用户主动关闭在互联网中可以获取新闻的硬件接口与软件应用，通过关闭或不再使用移动电子设备、断开网络、锁屏、卸载新闻资讯类与社会化媒体类应用等方式，以达到断开连接、回避新闻信息的目的。
“偶遇型回避”主要指在社会化媒体快速地发展的背景下，慢慢的变多的新闻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主动搜寻新闻的意愿降低，而主要依赖社会化媒体好友及关系网络过滤大部分的新闻信息，以此来实现无意图的新闻消费，即“新闻偶遇”，展现出“新闻找到我”的心理。
“策展型回避”是指在社会化媒体使用中，新闻用户通过取消订阅和关注、解除好友关系、关闭单向推送通知、隐藏和举报不感兴趣的内容等具体措施，按照消费需求和偏好完成信息流的再规划，是“消费性新闻策展”的重要步骤。
“监控型回避”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实践模式，用户的回避行为主要是针对媒体组织和社会化媒体自身，采取监控型回避行为的用户不但对新闻信息不排斥，还会寻找媒体的替代信源，如政府网站、搜索引擎、播客、现实中的亲朋好友等，进而通过“查看、挖掘、跟进”等监控手段以知晓社会动态。
自我管理新闻是彰显自我能动性的媒介实践。过量的新闻催生新闻倦怠与心理抗拒，形成负面的新闻接触体验，用户开始自我管理新闻，尽可能减少新闻带来的认知不协调感。其一，用户都能够减少要处理的新闻数量或降低新闻处理的复杂性，来降低自身的认知不确定性，其二，用户都能够自我或委托别人定制新闻来进行新闻消费，进而从日常新闻环境中删除不必要的或低质量的新闻。
此外，过多的连接不断加深自我的认知疲惫与倦怠感，导致反连接与回避层出不穷。从表面上看，新闻回避是一种战略性回避或逃避，但实质上新闻回避中体现了对自我、新闻和技术审视，以及具体的抵抗行为，这不仅彰显自我的能动性与反抗意识，还表达了自我希望能够通过有序的新闻传播环境，进行更为理性有效的对话互动，形成健康新闻消费习惯，实现自我公共性构建的美好图景。
新闻回避行为也正在作为驱动性因素，推动新闻行业在理念、业务和未来新闻分发权力等问题上思考与探索。在业务角度，新闻回避加速了新闻业革新的步伐，例如，关注新闻内容中算法技术应用，强调算法伦理、社会责任，突出解决方案的建设性新闻，推动VR新闻、H5新闻和新闻游戏等增加新闻可读性与趣味性的形式，这些业务革新是新闻行业应对传播环境变化的积极尝试。
新闻回避或将催生新一轮的新闻分发革命，迎来新闻分发权再分配的未来新格局。新闻消费者愿意通过偶遇式新闻来管理自己的新闻接受与保持知情，是当前社会化媒体语境下较为流行的新闻形式。受众将新闻把关与分发权交给社交好友，通过社交好友来过滤和筛选不重要的内容，以“新闻摘要”的形式进行新闻消费、分享和互动。另外，随着新闻回避行为愈演愈烈，也代表着借助平台来分发新闻的模式已经引起受众倦怠，将推动新闻业重构新闻分发权，摆脱依附科技公司的命运。新闻消费模式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提供了重构分发主导权的契机，也为构建网络公共领域开创路径。
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公民一定要具有知识，并且必须被持续动员。新闻在当代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新闻回避行为会使公民获得的知识减少，影响他们具体的行为选择，导致新闻的社会动员能力减弱。例如，建设性新闻作为面向未来、提供解决方案的新闻，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但大量的新闻回避现象，会使得建设性新闻传播效果减弱，难以发挥积极效益。新闻是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构、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行为也代表着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降低，参与公共领域行为意愿度不高，容易形成“容器人”，损害整个社会黏性，不利于凝聚社会力量。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印刷术带来报纸的兴盛，在公众和民族之间构建出一个想象共同体，以共同情感为基础。当人们慢慢的出现新闻回避时，新闻的凝聚力和媒体建构共同体的功能也就被瓦解了，即使其建构出来，共同体的意象也是脆弱的、难以持续存在的。因为新闻传播信息和文化原则、塑造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信仰，对于社会稳定具备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新闻回避则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后果，如新闻凝聚共识的作用难以发挥，导致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遭遇阻碍等问题。在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背景下，难以真正构建网络公共领域，还可能会出现群体极化、社会分化和社会对抗等问题。
注意把握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与人文主义理念，让正确的新闻理念指导新闻传播实践。因为技术并没有使得新闻业的公共属性产生迁移，所以仍需重访人文主义，坚持宏观的社会观照意识，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在未来，新闻媒体坚守社会角色，追求全面、公正、透明、客观，重访人文主义关怀，追求积极、人文、温度、个性，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不断探索自身的确定性。
创新性是新闻媒体从选题材料、角度、呈现、编码等方面做创新性生产的过程。建设性是指媒体通过报道来处理问题，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闻媒体应注重生产内容的特征、类型、频率，突出创新性和建设性，还能更加进一步调整内容组织构造、生产流程、考核标准，为其内容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新闻的接触与回避本质上都需要经过传播环节，故需要遵守相应的传播规律，合理运用技术，遵循伦理规范，发挥新闻的作用，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换言之，我们一定要考虑创新新闻传播环境的同时还要重构新闻分发环境，处理好人机关系，不能过度依赖平台，否则会导致传统新闻业的公共价值丧失殆尽，需要人的介入来避免潜在的技术黑箱，以正确的传播伦理为指导，构建出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发挥新闻及新闻媒体的建设性作用，重塑新闻业的灵魂与价值。
今天的推文就到这里啦~你们可以结合小标题进行理解记忆，也能够准确的通过自身学习进度或目标院校的要求，选取重点内容做针对性的记忆！希望这篇推文能够让你有所收获哦，我们下期再见~
小田心针对各院校开设的「半程课程」将把整理好的专题直接讲给大家听，帮大家高效复习和吸收，目前课程正在进行中，大家点击下方对应院校课程图片，了解课程详情。（专题部分也可以单独报班，可以加小田心的微信号——tianxinkaoyan了解详情哦~）
[4]强月新,孔钰钦.后真相时代下的回避新闻及其现实影响：基于一种辩证视角
作为近段时间的学界热点，《当代传播》《青年记者》等期刊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小田心为大家梳理了相关论文，并将重点总结成了专题，一块儿来看看吧~
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的来源逐步扩大，新闻获取的手段日趋多样化，新闻的样态也变得极为丰富，新闻用户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得以在充分的利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自主确立自己的“新闻套餐”（news diet）。新闻用户的能动性由此得到动员，他们也更加愿意从自身的新闻经验出发参与公共讨论乃至介入性的社会运动。然而，伴随着“选择”的丰富和“自由”的扩大，一种“抵消行为”（counteraction）同时开始流行，那就是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
200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度会议上，一段以“互联网新闻的回避者：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避开电视新闻和报刊网站”为题的讨论，开启了学界对回避新闻的关注和专题研究。
新闻回避并非肇始于数字新闻时代，传统媒体时代也会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新闻回避。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之后，新闻回避的频率随之增加。
学者常江认为，简单来说，新闻回避指的是新闻受众或用户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新闻回避尽管形式“消极”，但在信息严重超过标准且无孔不入的媒介生态下，它是用户的一种明确的文化姿态。
在数字新闻学的视域下，新闻回避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一般认为，数字新闻生态体现出了一些与传统新闻生态截然不同的特征。简单来说，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为专业机构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多元主体格局；新闻流通日益泛向化和网络化，并不断消解建立在传统新闻流通秩序之上的认识论权威体系；新闻接受实践体现出鲜明的需求导向和情感主动性，由积极用户组成的各种社群取代原子化的“受众”成为新闻业的公众基础。这些新特征共同削弱了传统新闻文化对机构和人的行为约束力。于是我们正真看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式微、平台的强势崛起，以及社会对新闻业信任度的不断下降。这正是新闻回避行为的“生态语境”。用户因冷漠、失望、沮丧、愤怒和绝望等情绪而回避新闻的行为自然是其对不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环境做出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用户很清楚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这种行为并不可能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在传统媒体时代拒绝接触新闻基本相当于“与世隔绝”；而在日常生活几乎完全浸润于互联网的数字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隔绝”几乎不会发生。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新闻回避得以成为一种建立在充分选择基础上的反抗行为。
智能媒体带来海量新闻和赋权于受众所产生的反连接或新闻性行为不断涌现。面对海量的信息环境，个体在技术的赋权下，能够自主管理和调整自己的新闻消费模式，使自己处于认知协调之中。人们会借助智能媒体来忽略、过滤、定制和保存等新闻裁剪的形式来应对新闻过载。这样的反连接或抵抗性行为是智能媒体技术赋权的结果，可以帮助他们逃离充斥着海量新闻的拟态环境，降低认知负荷，打破“连接就是一切”的窠臼，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新闻过载感知的关键信号是过量新闻带来的压力、困惑、焦虑和低动力感。大量的新闻会带来认知过载和认知负荷，会导致疲劳、焦虑和无聊，进而诱发新闻回避行为。
新闻效能感从自我效能感发展而来（自我效能感：自身能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代表着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侧面反映了自我行动的内在能动性和意识主动性。新闻效能感的变化，意味着新闻消费者群体对自己搜索、获取和处理新闻的自信程度产生了变化。因此，在日常的新闻搜索过程中，人们会因为过量的新闻带来认知压力，出现较低的新闻效能感，进而出现新闻回避的现象，影响他们的新闻消费行为。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是其赢得公众信任的内在品质，也影响着媒体在未来竞争中的发展。在客观环境中，媒体会遭遇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影响其公信力和内容建设。在内部环境中，媒体管理者和工作者缺少社会责任感，内容粗制滥造，虚假报道、新闻寻租和低俗新闻等频发，损害了媒体公信力。新闻消费者对于新闻媒体的怀疑或不信任会导致其产生新闻回避行为。另外，新闻媒体产生黏性是需要借助内容建设质量来完成的，如果其内容建设质量差，那么必定会影响受众的新闻接触行为，导致更多的新闻回避现象出现。
“断连型回避”围绕人机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意味着用户主动关闭在互联网中可以获取新闻的硬件接口与软件应用，通过关闭或不再使用移动电子设备、断开网络、锁屏、卸载新闻资讯类与社会化媒体类应用等方式，以达到断开连接、回避新闻信息的目的。
“偶遇型回避”主要指在社会化媒体快速地发展的背景下，慢慢的变多的新闻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主动搜寻新闻的意愿降低，而主要依赖社会化媒体好友及关系网络过滤大部分的新闻信息，以此来实现无意图的新闻消费，即“新闻偶遇”，展现出“新闻找到我”的心理。
“策展型回避”是指在社会化媒体使用中，新闻用户通过取消订阅和关注、解除好友关系、关闭单向推送通知、隐藏和举报不感兴趣的内容等具体措施，按照消费需求和偏好完成信息流的再规划，是“消费性新闻策展”的重要步骤。
“监控型回避”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实践模式，用户的回避行为主要是针对媒体组织和社会化媒体自身，采取监控型回避行为的用户不但对新闻信息不排斥，还会寻找媒体的替代信源，如政府网站、搜索引擎、播客、现实中的亲朋好友等，进而通过“查看、挖掘、跟进”等监控手段以知晓社会动态。
自我管理新闻是彰显自我能动性的媒介实践。过量的新闻催生新闻倦怠与心理抗拒，形成负面的新闻接触体验，用户开始自我管理新闻，尽可能减少新闻带来的认知不协调感。其一，用户都能够减少要处理的新闻数量或降低新闻处理的复杂性，来降低自身的认知不确定性，其二，用户都能够自我或委托别人定制新闻来进行新闻消费，进而从日常新闻环境中删除不必要的或低质量的新闻。
此外，过多的连接不断加深自我的认知疲惫与倦怠感，导致反连接与回避层出不穷。从表面上看，新闻回避是一种战略性回避或逃避，但实质上新闻回避中体现了对自我、新闻和技术审视，以及具体的抵抗行为，这不仅彰显自我的能动性与反抗意识，还表达了自我希望能够通过有序的新闻传播环境，进行更为理性有效的对话互动，形成健康新闻消费习惯，实现自我公共性构建的美好图景。
新闻回避行为也正在作为驱动性因素，推动新闻行业在理念、业务和未来新闻分发权力等问题上思考与探索。在业务角度，新闻回避加速了新闻业革新的步伐，例如，关注新闻内容中算法技术应用，强调算法伦理、社会责任，突出解决方案的建设性新闻，推动VR新闻、H5新闻和新闻游戏等增加新闻可读性与趣味性的形式，这些业务革新是新闻行业应对传播环境变化的积极尝试。
新闻回避或将催生新一轮的新闻分发革命，迎来新闻分发权再分配的未来新格局。新闻消费者愿意通过偶遇式新闻来管理自己的新闻接受与保持知情，是当前社会化媒体语境下较为流行的新闻形式。受众将新闻把关与分发权交给社交好友，通过社交好友来过滤和筛选不重要的内容，以“新闻摘要”的形式进行新闻消费、分享和互动。另外，随着新闻回避行为愈演愈烈，也代表着借助平台来分发新闻的模式已经引起受众倦怠，将推动新闻业重构新闻分发权，摆脱依附科技公司的命运。新闻消费模式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提供了重构分发主导权的契机，也为构建网络公共领域开创路径。
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公民一定要具有知识，并且必须被持续动员。新闻在当代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新闻回避行为会使公民获得的知识减少，影响他们具体的行为选择，导致新闻的社会动员能力减弱。例如，建设性新闻作为面向未来、提供解决方案的新闻，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但大量的新闻回避现象，会使得建设性新闻传播效果减弱，难以发挥积极效益。新闻是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构、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行为也代表着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降低，参与公共领域行为意愿度不高，容易形成“容器人”，损害整个社会黏性，不利于凝聚社会力量。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印刷术带来报纸的兴盛，在公众和民族之间构建出一个想象共同体，以共同情感为基础。当人们慢慢的出现新闻回避时，新闻的凝聚力和媒体建构共同体的功能也就被瓦解了，即使其建构出来，共同体的意象也是脆弱的、难以持续存在的。因为新闻传播信息和文化原则、塑造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信仰，对于社会稳定具备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新闻回避则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后果，如新闻凝聚共识的作用难以发挥，导致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遭遇阻碍等问题。在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背景下，难以真正构建网络公共领域，还可能会出现群体极化、社会分化和社会对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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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是新闻媒体从选题材料、角度、呈现、编码等方面做创新性生产的过程。建设性是指媒体通过报道来处理问题，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闻媒体应注重生产内容的特征、类型、频率，突出创新性和建设性，还能更加进一步调整内容组织构造、生产流程、考核标准，为其内容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新闻的接触与回避本质上都需要经过传播环节，故需要遵守相应的传播规律，合理运用技术，遵循伦理规范，发挥新闻的作用，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换言之，我们一定要考虑创新新闻传播环境的同时还要重构新闻分发环境，处理好人机关系，不能过度依赖平台，否则会导致传统新闻业的公共价值丧失殆尽，需要人的介入来避免潜在的技术黑箱，以正确的传播伦理为指导，构建出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发挥新闻及新闻媒体的建设性作用，重塑新闻业的灵魂与价值。
今天的推文就到这里啦~你们可以结合小标题进行理解记忆，也能够准确的通过自身学习进度或目标院校的要求，选取重点内容做针对性的记忆！希望这篇推文能够让你有所收获哦，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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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月新,孔钰钦.后真相时代下的回避新闻及其现实影响：基于一种辩证视角
...作为近段时间的学界热点，《当代传播》《青年记者》等期刊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小田心为大家梳理了相关论文，并将重点总结成了专题，一块儿来看看吧~
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的来源逐步扩大，新闻获取的手段日趋多样化，新闻的样态也变得极为丰富，新闻用户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得以在充分的利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自主确立自己的“新闻套餐”（news diet）。新闻用户的能动性由此得到动员，他们也更加愿意从自身的新闻经验出发参与公共讨论乃至介入性的社会运动。然而，伴随着“选择”的丰富和“自由”的扩大，一种“抵消行为”（counteraction）同时开始流行，那就是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
200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度会议上，一段以“互联网新闻的回避者：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避开电视新闻和报刊网站”为题的讨论，开启了学界对回避新闻的关注和专题研究。
新闻回避并非肇始于数字新闻时代，传统媒体时代也会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新闻回避。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之后，新闻回避的频率随之增加。
学者常江认为，简单来说，新闻回避指的是新闻受众或用户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这个定义强调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新闻回避尽管形式“消极”，但在信息严重超过标准且无孔不入的媒介生态下，它是用户的一种明确的文化姿态。
在数字新闻学的视域下，新闻回避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一般认为，数字新闻生态体现出了一些与传统新闻生态截然不同的特征。简单来说，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为专业机构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多元主体格局；新闻流通日益泛向化和网络化，并不断消解建立在传统新闻流通秩序之上的认识论权威体系；新闻接受实践体现出鲜明的需求导向和情感主动性，由积极用户组成的各种社群取代原子化的“受众”成为新闻业的公众基础。这些新特征共同削弱了传统新闻文化对机构和人的行为约束力。于是我们正真看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式微、平台的强势崛起，以及社会对新闻业信任度的不断下降。这正是新闻回避行为的“生态语境”。用户因冷漠、失望、沮丧、愤怒和绝望等情绪而回避新闻的行为自然是其对不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环境做出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用户很清楚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这种行为并不可能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在传统媒体时代拒绝接触新闻基本相当于“与世隔绝”；而在日常生活几乎完全浸润于互联网的数字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隔绝”几乎不会发生。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新闻回避得以成为一种建立在充分选择基础上的反抗行为。
智能媒体带来海量新闻和赋权于受众所产生的反连接或新闻性行为不断涌现。面对海量的信息环境，个体在技术的赋权下，能够自主管理和调整自己的新闻消费模式，使自己处于认知协调之中。人们会借助智能媒体来忽略、过滤、定制和保存等新闻裁剪的形式来应对新闻过载。这样的反连接或抵抗性行为是智能媒体技术赋权的结果，可以帮助他们逃离充斥着海量新闻的拟态环境，降低认知负荷，打破“连接就是一切”的窠臼，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新闻过载感知的关键信号是过量新闻带来的压力、困惑、焦虑和低动力感。大量的新闻会带来认知过载和认知负荷，会导致疲劳、焦虑和无聊，进而诱发新闻回避行为。
新闻效能感从自我效能感发展而来（自我效能感：自身能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代表着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侧面反映了自我行动的内在能动性和意识主动性。新闻效能感的变化，意味着新闻消费者群体对自己搜索、获取和处理新闻的自信程度产生了变化。因此，在日常的新闻搜索过程中，人们会因为过量的新闻带来认知压力，出现较低的新闻效能感，进而出现新闻回避的现象，影响他们的新闻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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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型回避”主要指在社会化媒体快速地发展的背景下，慢慢的变多的新闻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主动搜寻新闻的意愿降低，而主要依赖社会化媒体好友及关系网络过滤大部分的新闻信息，以此来实现无意图的新闻消费，即“新闻偶遇”，展现出“新闻找到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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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过多的连接不断加深自我的认知疲惫与倦怠感，导致反连接与回避层出不穷。从表面上看，新闻回避是一种战略性回避或逃避，但实质上新闻回避中体现了对自我、新闻和技术审视，以及具体的抵抗行为，这不仅彰显自我的能动性与反抗意识，还表达了自我希望能够通过有序的新闻传播环境，进行更为理性有效的对话互动，形成健康新闻消费习惯，实现自我公共性构建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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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公民一定要具有知识，并且必须被持续动员。新闻在当代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新闻回避行为会使公民获得的知识减少，影响他们具体的行为选择，导致新闻的社会动员能力减弱。例如，建设性新闻作为面向未来、提供解决方案的新闻，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但大量的新闻回避现象，会使得建设性新闻传播效果减弱，难以发挥积极效益。新闻是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构、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行为也代表着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降低，参与公共领域行为意愿度不高，容易形成“容器人”，损害整个社会黏性，不利于凝聚社会力量。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印刷术带来报纸的兴盛，在公众和民族之间构建出一个想象共同体，以共同情感为基础。当人们慢慢的出现新闻回避时，新闻的凝聚力和媒体建构共同体的功能也就被瓦解了，即使其建构出来，共同体的意象也是脆弱的、难以持续存在的。因为新闻传播信息和文化原则、塑造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信仰，对于社会稳定具备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新闻回避则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后果，如新闻凝聚共识的作用难以发挥，导致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遭遇阻碍等问题。在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背景下，难以真正构建网络公共领域，还可能会出现群体极化、社会分化和社会对抗等问题。
注意把握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与人文主义理念，让正确的新闻理念指导新闻传播实践。因为技术并没有使得新闻业的公共属性产生迁移，所以仍需重访人文主义，坚持宏观的社会观照意识，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在未来，新闻媒体坚守社会角色，追求全面、公正、透明、客观，重访人文主义关怀，追求积极、人文、温度、个性，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不断探索自身的确定性。
创新性是新闻媒体从选题材料、角度、呈现、编码等方面做创新性生产的过程。建设性是指媒体通过报道来处理问题，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闻媒体应注重生产内容的特征、类型、频率，突出创新性和建设性，还能更加进一步调整内容组织构造、生产流程、考核标准，为其内容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新闻的接触与回避本质上都需要经过传播环节，故需要遵守相应的传播规律，合理运用技术，遵循伦理规范，发挥新闻的作用，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换言之，我们一定要考虑创新新闻传播环境的同时还要重构新闻分发环境，处理好人机关系，不能过度依赖平台，否则会导致传统新闻业的公共价值丧失殆尽，需要人的介入来避免潜在的技术黑箱，以正确的传播伦理为指导，构建出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发挥新闻及新闻媒体的建设性作用，重塑新闻业的灵魂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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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月新,孔钰钦.后真相时代下的回避新闻及其现实影响：基于一种辩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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