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区别于天然铜，是铜与其他金属熔铸的合金，因锈蚀后呈青绿色而得名。使用铜制工具是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作为历史悠远长久的文明古国，在很早就已经掌握了制铜的技术，古书里也还保留着中华先祖炼制青铜器的传说。如《史记·封禅书》记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故事；《管子·地数》记载了蚩尤从葛卢、雍狐二山得到了“金”，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铜，并将它们制作成兵器、铠甲，南宋《路史·后纪》注引战国末年的《世本》也有“蚩尤作五兵”的叙述；反映春秋吴越历史的《越绝书》记载风胡子对楚王讲兵器发展史，提到在夏禹之时以铜为兵之事。

  一般说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对应着历史的夏商周三代。夏代在考古学上对应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夏代青铜器大多分布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20世纪50年代开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陆续发掘出了大量青铜器，除了工具和饰品外，出现了食器鼎和酒器爵、斝等容器。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容器以爵为最多，爵也是夏文化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这种有流、鋬、柱、足的青铜容器出现，说明夏代的冶铸技术已能制造复杂不规则的器物。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相较于夏代，分布更广泛，种类逐渐增多，铭文慢慢的出现。商前期的青铜器现藏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铜鬲，口沿内铸有一“亘”字，是最早的有铭文青铜器。到了商代后期，青铜器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器种的不断完备，纹饰渐趋繁复华丽，器形、大小也更加多变，出现了更长铭文的青铜器。例如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四角处各有一栩栩如生的羊首，周身遍布精美纹饰，又以扉棱掩饰合范的痕迹，整体浑然天成，在工艺、美术上完成度极高；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方鼎（旧称司母戊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重800多公斤，光生产这件青铜重器便要融化一吨以上的铜原料，再加上数百工匠通力协作才能完成；故宫博物院1956年购藏的四祀邲其卣，盖与器内底铭文各有4字，外底有42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商代铜器之一。器物更大、纹饰更华美、铭文更多，除了表明商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铜器铸造技艺渐至巅峰，也强调了青铜器的宗庙属性。异形、大型的器物制作难度更高，作为容器的日常性、实用性却反而低，但也更能彰显器主身份、地位。铭文的内容上，短铭多是族徽或日名，用于铭记先祖、传承后人，而长铭内容多与祭祀有关，更说明了这点。

  西周青铜器在继承商代青铜文化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从铸造工艺技术上来讲，自西周中期以降，器形纹饰方面重回简朴。从器类上讲，酒器种类、数量锐减，食器种类、数量增多，还新出现了乐器器类。商人好酒，因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技术水平，为之提供了富余的粮食用以酿酒。仅仅从商代青铜酒器的种类可以一窥端倪，爵、角、觚（或称“同”）、觯、杯、壶、斝、尊、卣、方彝、觥、罍、瓿等应有尽有。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随葬铜器中酒器的数量相对较多，在器物组合中也常常处于核心位置。《韩非子·说林》记载商纣王与臣子整日饮酒以致忘记时间，《史记·殷本纪》也提到纣王“好酒淫乐”“以酒为池”。所以周人灭商之后，一改前朝酗酒之风。《尚书》中有一篇《酒诰》就是周公劝诫被封到商故都的弟弟康叔不要像纣王一样饮酒无度，其中说“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不腆于酒”是文王的教诲，可见周人对商人酗酒误国深以为戒。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有一段铭文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这段话则是周康王对盂的告诫。可以说周人几乎将戒酒写入了家法、国法里。而周人尚食，来源于周族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诗经·大雅》中的《生民》，讲述了周人的先祖后稷教民播种五谷，并为后人祭祀歌颂的传说。周代的铜器以食器鼎、簋组合为核心，总结起来，有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等组合。另外西周还出现了新的食器（见图1）、瑚（《论语·公冶长》中孔子称子贡为“瑚琏”即此，旧称“簠”）、铺，并都曾在一段时间里流行过。钟是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乐器，和商代就出现的镈一样，是成组使用的打击乐器。《尚书·大传》提到周公礼制作乐，乐服务于礼，本质上也是节制淫乐，倡导艰苦朴素。

  相较于商代青铜器上普遍以族徽和简短铭文为主，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涌现了大量长篇铭文。由此，西周铭文也提供了相当多珍贵的史料和语料，有极高的历史、语言文字研究价值。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32字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史实，被称为“西周第一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周原出土的天亡簋，铭文计78字。大意为武王祭祀文王，天亡佑助祭祀有功而受封赏，制作这件礼器以颂扬王的美德。或有学者将“天亡”解为“太望”，即姜子牙的尊称“太公望”，也有学者以不同断句将器主定为“亡”，这都尚未能定论。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有铭文122字，记载成王（也有学者觉得是康王）五年徙居成周，并训诫宗内后辈的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铭文中有“宅兹中国”一语，是出土文献中“中”“国”两字连用的例子。不过这里的“中国”的内涵和今天的有差别，应当理解成处于天下中央的地域。西周金文里只会称自己的位置为“中”，以中央正统自居，周边的四方皆为蛮夷，是征伐的对象。另外，西周铜器铭文中会涉及人名、历朔、史实等信息，为确定王世、谱序提供了可靠参照，后世许多断代工作都曾以西周铭文为重要依据。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利簋铭文所载武王在甲子日伐商以及当日岁星（木星）当空的天象，并结合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丰镐考古遗址测年数据等信息，将武王克商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50—1020年之间，堪称多学科结合处理问题的典范案例。

  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尤其是自春秋晚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开始，使得各诸侯国事实上摆脱了周王室的束缚，各国对青铜器的铸造也开始掌握了话语权，开始了青铜器领域最后的“争鸣”。首先是审美上的变化，西周的器物质朴庄重，而此时的铜器纹饰转向繁复，也会对青铜器进行镶嵌、错金来作装饰，这种“加繁”的审美倾向还影响了文字，产生了蜿蜒盘曲的“鸟虫书”。功能上，由于礼崩乐坏，铜器不再单纯是庙堂祭祀之器，实用器明显变多，如带钩、铜镜、铜玺、钱币等大量出现，乐器也不再是主要用来给祭祀增加庄穆的“节制之乐”，也是用来给人带来快乐的“靡靡之音”——除了要“追孝先祖”，还要“乐我父兄、饮食歌舞”。富有创造力的匠师也开始发明各种细分功能的器形、器类，比如楚地用以分盛牲肉的平底“升鼎”，又如用以烧热水、洗浴的鼓腹小口“汤鼎”等等。铭文字体风格也呈现出地域特征，至战国时代形成了秦、楚、三晋、齐、燕五系各具特色的书体风格。另外，春秋中期楚地出现了使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失蜡法可以铸造很复杂精密、没有范线的铸件，是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进步。因为战国时战乱频繁，青铜器需求数量却又激增，每件铜器上的铭文便直接刻写工匠和工官的信息，形成了所谓“物勒工名”的制度。

  秦汉以后，铁器开始成为主流，青铜器渐渐变成了贵族的收藏、工艺美术品，中国的青铜时代也自此落下帷幕。

  世界上有很多文明都经历过青铜时代，如果把这些青铜文明比作明珠，中国便是其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颗。曾有学者觉得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说中国青铜器与外国青铜器技术上互相借鉴吸收是可能的，但说完全是他源的则不可信。与西方铜器以工具、饰品为主不同，中国青铜器以容器为主，不仅作为实用器，还是庙堂礼器，还是铭文的载体。这是因为中国青铜器蕴含了它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食器、酒器可以盛容酒食，除了用来喂饱生人，也用来享配先祖；水器用来日常清洁，也用于祭祀前沐浴、盥手；乐器可为宴飨添乐趣，也可为祭祀添庄穆——这是所谓的“器以藏礼”。中国的青铜时代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重温这段辉煌历史，对于研究中国古史、溯源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信都大有帮助。

  （作者夏宸溥，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4年8月3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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