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以及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开展能动履职、协同推进网络治理的相关成效。检察机关希望能够通过发布这批案例，起到警示犯罪分子、引导社会公众、推动行业治理的积极作用。
这10件典型案例分别是：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邱某儒等31人诈骗案，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罗某杰诈骗案，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从案件类型看，有五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另外五件则是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10件典型案例较为全面反映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深入揭示了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征表现为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在这批典型案例中，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组建在线游戏情侣为名引诱玩家高额充值骗取钱款，是一种新型的“游戏托”诈骗方式；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骗取700余名被害人1.2亿余元；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中，电信部门代理商和劳务企业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工作便利，非法采集务工人员身份证、人脸识别信息激活手机卡，并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慢慢的变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一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这个的人说，检察机关格外的重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保护，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从每个人做起，希望我们大家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提升防范意识和能力，筑起防范诈骗的“防火墙”。
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以投资虚拟货币等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犯罪集团 虚拟货币 投资风险防范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受害范围广、涉及金额多、危害影响大，检察机关要充分的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追捕、追诉境内外犯罪分子，全面追查、准确认定犯罪资金，持续保持从严惩治的态势。对于投资型网络诈骗，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和风险预警，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防范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等人在黄某海（在逃）等人的纠集下，集中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市，以投资区块链、欧洲平均工业指数为幌子，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冒充专业指导老师诱使被害人在平台上开设账户并充值，被害人所充值钱款流入该团伙实际控制的对公账户。之后，被告人又通过事先掌握的虚拟货币或者欧洲平均工业指数走势，诱使被害人反向操作，制造被害人亏损假象，并在被害人向平台申请出款时，以各种事由推诿，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谋取非法利益。
在黄某海组织策划下，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担任团队经理负责各自团队的日常运营；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担任业务组长、业务员具体实施诈骗活动。该团伙为躲避追查，以2至3个月为一个作案周期。2019年10月，该团伙流窜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准备再次实施诈骗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并移交我国。
经查，该团伙骗取河北、内蒙古、江苏等地7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2亿余元。
本案由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21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侦查，将诈骗金额从最初认定的人民币1200万余元提升到1.2亿余元。2020年2月11日，公安机关以魏某双等60人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分别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嫌疑犯建议书》《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追捕追诉共计32名犯罪团伙成员（另案处理）。同年5月9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魏某双等60人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9月2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魏某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罗某俊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林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飞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1名被告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本案办理所反映的金融投资诈骗犯罪发案率高、社会公众对这类投资陷阱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无锡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并会签协作文件，构建了打击治理虚假金融投资诈骗犯罪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普法、社会治理等8项机制，提升发现、查处、打击这类违法犯罪的质效。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线上依托各类媒体宣传平台，线下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向社会公众揭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加强对金融投资知识的普及，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一）依法从严追捕追诉，全面追查犯罪资金，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高发，犯罪分子往往多国流窜作案，多地协同实施，手段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对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深挖细查案件线索，对于集团内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而未提请的、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的，依法及时追捕、追诉。注重加强追赃挽损，主动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追查、准确认定、依法扣押犯罪资金，不给犯罪分子在经济上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骗群众的财产利益。
（二）加强以案释法，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引导社会公众提升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当前，投资类诈骗已经成为诈骗的重要类型。特别是犯罪集团以投资新业态、新领域为幌子，通过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隐蔽性强、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为此，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揭示投资型诈骗的行为本质和危害实质，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新业态领域知识的普及介绍，提示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充分了解投资项目，合理预期未来收益，选择正规途径理性投资，自觉虚拟货币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检察机关要全面把握投资平台操作模式，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精准惩治。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集团内部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强化追赃挽损，及时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被告人邱某儒，系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文公司）股东；
被告人刘某，系广东省深圳市恒古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古金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郑某辰，系广东省惠州惠赢浩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赢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年3月，被告人邱某儒设立广文公司后，通过组织人员、租赁办公场所、购买交易软件、租用服务器，搭建了以“飞天蜡像”等虚构的文化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类期货交易平台。陶某龙等人通过一级运营中心恒古金公司刘某发展了惠赢公司、元美公司等三十余家会员单位。为实现共同骗取投资者财物的目的，会员单位在多个股票投资聊天群中选择投资者，拉入事先设定的聊天群。同时，安排人员假扮“老师”和跟随老师投资获利的“投资者”、发送虚假盈利截图，以话术烘托、虚构具有盈利能力等方式，骗取投资者的信任，引诱投资者在平台上入金交易。
交易过程中，广文公司和会员单位向投资者隐瞒“平台套用国际期货行情趋势图、并无实际交易”等事实，通过后台调整艺术品价格，制造平台交易平稳、未出现大跌的假象。投资者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认为在该平台交易较为稳妥，且具有较大盈利可能性，故在平台上持续多笔交易，付出高额的手续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黄某等6628名投资者共计人民币4.19亿余元。
本案由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2月，深圳市检察机关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犯罪主体、诈骗手法、诈骗金额等问题夯实证据并及时追缴赃款。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分批以诈骗罪将邱某儒等237人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由于邱某儒以及陶某龙、刘某等7人（系广文公司后援服务中心及相关内设部门、恒古金公司主要成员）、郑某辰、蒋某等23人（系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报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其余206人分别由南山区、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2月至12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31人分批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9年1月至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邱某儒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陶某龙、刘某等7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郑某辰、蒋某等23人有期徒刑八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至五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提出上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虚构交易平台，通过多次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投资钱款目的，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确有错误，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依法提出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上诉，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改判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至五万元不等。
办案过程中，深圳市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交易平台电子数据，依法冻结涉案账户资金共计人民币850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并责令各被告人继续退赔。深圳市检察机关向社会公开发布伪交易平台类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加强防范警示。
（一）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迷惑性强，要全面把握交易平台运行模式，准确认定这类行为诈骗本质。在投资型网络诈骗中，犯罪分子往往以“空手套白狼”“以小套大”等方式实施诈骗。但在本案中，犯罪分子利用骗术诱导投资者频繁交易，通过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钱款目的。与传统诈骗方式相比，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诈骗欺骗性、迷惑性更强、危害群体范围也更大。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围绕“平台操控方式、平台盈利来源、被害人资金流向”等关键事实，准确认定平台运作的虚假性和投资钱款的非法占有性，全面认定整个平台和参与成员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追诉。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起抗诉，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
（二）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往往层级多、架构复杂、人员多，对于参与其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往往难以直接区分。对此，检察机关要围绕平台整体运作模式和不同层级犯罪分子之间的行为关联，准确区分集团内部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既要严厉打击在平台上组织开展诈骗活动的指挥者，又要依法惩治在平台上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的操作者，还要深挖诈骗平台背后的实质控制者，实现对诈骗犯罪集团的全面打击。
（三）强化追赃挽损，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投资类诈骗案件往往具有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账户多等特点，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机关要把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会同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投资平台的后台电子数据。从平台资金账户、犯罪分子个人账户入手，倒查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相关的出入金账户；通过资金流向发现处置线索，及时扣押涉案相关财物，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冒充明星以投票打榜为名骗取未成年人钱款
电信网络诈骗 “饭圈”文化 未成年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以“饭圈”消费为名实施的诈骗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侵害。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此类诈骗犯罪，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不良“饭圈”文化，提高防范意识。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单独或合谋，购买使用明星真实名字作为昵称、明星本人照片作为头像的QQ号。之后，上述人员通过该QQ号之前组织的多个“明星粉丝QQ群”添加被害人为好友，在群里虚构明星身份，以给明星投票的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
2020年6月，被告人张某通过上述虚假明星QQ号，添加被害人刘某乙（女，13岁，初中生）为好友。张某虚构自己系明星本人的身份，以给其网上投票为由，将拟骗取转账金额人民币10099元谎称为“投票编码”，向刘某乙发送投票二维码实为收款二维码，诱骗刘某乙使用其母微信账号扫描该二维码，输入“投票编码”后完成所谓的“投票”，实则进行资金转账。在刘某乙发现钱款被转走要求退款时，张某又继续欺骗刘某乙，称添加“退款客服”后可退款。刘某乙添加“退款客服”为好友后，易某、刘某甲随即谎称需要继续投票才能退款，再次诱骗刘某乙通过其母支付宝扫码转账人民币1万余元。经查，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9万余元。其中，4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
应张某等人要求，被告人戴某主动联系黄某俊、范某田，利用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帮助张某等人转移上述犯罪资金，并收取佣金。期间，因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收款二维码被封控提示可能用于违法犯罪，不能再进账，他们又相继利用家人收款二维码继续协助转账。
本案由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绥阳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绥阳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0月28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张某、易某、刘某甲提起公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提起公诉。同年12月16日，绥阳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张某、易某、刘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有期徒刑三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至一千元不等。被告人戴某提出上诉，林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余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发后，检察机关主动联系教育部门，走进被害人所在的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提高网上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
（一）依法从严打击以“饭圈”消费为名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诈骗犯罪。当下，在“饭圈”经济的助推下，集资为明星投票打榜、购买明星代言产品成为热潮，不少未成年人沉溺于此。一些犯罪分子盯住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差、盲目追星等弱点，以助明星消费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时有发生，不仅给家庭造成经济损失，也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阴影。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坚持惩防结合，结合司法办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活动，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防止被诱导参加所谓的应援集资，落入诈骗陷阱。
（二）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利用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收款码为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固定环节，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对于这类犯罪行为，检察人员既要认定其利用银行卡和二维码实施收取、转账赃款的客观行为，又要根据被告人实施转账行为的次数、持续时间、资金流入的频率、数额、对帮助对象的了解程度、银行卡和二维码被封控提示等主客观因素综合认定其主观明知，对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依法可以该罪论处。
“游戏托”诈骗行为隐蔽套路深，欺骗性诱惑性强。检察机关要穿透“游戏托”诈骗骗局，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通过办案引导广大游戏玩家提高自我防范能力，督促网络游戏企业强化内控、合规经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被告人刘某峰，系辽宁盘锦百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百思公司代理运营推广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款网络游戏，被告人刘某峰招聘杨某明等36人具体从事游戏推广工作。为招揽更多的玩家下载所推广的游戏并充值，刘某峰指使杨某明等员工冒充年轻女性，在热门网络游戏中发送“寻求男性游戏玩家组建游戏情侣”的消息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在微信添加为好友后，再向被害人发送游戏链接，引诱被害人下载所推广的两款网络游戏。在游戏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组建游戏情侣，假意与被害人发展恋爱关系，通过发送虚假的机票订单信息截图、共享位置截图等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骗被害人向游戏账号以明显超过正常使用范围的数额充值。部分被告人还以给付见面诚意金、报销飞机票等理由，短时间多次向被害人索要钱款，诱使被害人以向游戏账号充值的方式支付钱款。经查，刘某峰等人骗取20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89万余元。
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9月9日，公安机关以刘某峰等37人涉嫌诈骗罪移送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2月2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刘某峰等37人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1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刘某峰等37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刘某峰提出上诉，2021年3月3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检察机关制作反诈宣传视频，深入大中专院校、街道社区进行宣传，警示游戏玩家警惕“游戏托”诈骗，对游戏中发布的信息要仔细甄别，理性充值，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同时，检察人员深入游戏研发企业座谈，提出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督促企业规范产品推广，审慎审查合作方的推广模式，合理设定推广费用，加强产品推广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一）以游戏充值方式骗取行为人资金，在“游戏托”诈骗中较为常见，要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从严惩治。“游戏托”诈骗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诈骗方式。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扮演异性角色，以“奔现交友”（系网络用语，指由线上虚拟转为线下真实交友恋爱）等话术骗取被害人信任，以游戏充值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支付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游戏费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检察机关要透过犯罪行为表象，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其诈骗犯罪本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二）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提高游戏玩家自我防范能力。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大、人数多，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使用虚假身份，运用诈骗“话术”，极易使游戏玩家受骗。对于广大游戏玩家而言，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于游戏中发布的信息仔细甄别，对于陌生玩家的主动“搭讪”保持必要的警惕，以健康心态参与网络游戏，理性有节制进行游戏充值，防止落入犯罪分子编织的“陷阱”。
（三）推动合规建设，促进网络游戏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结合司法办案，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网络游戏行业，严格落实备案制度，完善游戏推广机制，加强对游戏过程中违法犯罪信息的监控查处，推动网络游戏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虚构基因缺陷引诱被害人购买增高产品套餐骗取钱款
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惩治。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分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确保案件效果良好。
被告人吴某强，系广州助高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6年9月，被告人吴某强注册成立助高公司，组建总裁办、广告部、服务部、销售部等部门，逐步形成以其为首要分子，吴某祥等人为骨干成员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针对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产并低价购进“黄精高良姜压片”“氨基酸固体饮料”“骨胶原蛋白D”等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装贴上“助高特效产品”标识，将上述食品从进价每盒人民币20余元抬升至每盒近600元，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将产品和服务捆绑销售，在互联网上推广。
为进一步引诱客户购买产品，助高公司私下联系某基因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编造客户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虚假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谎称上述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青少年在3个月内增高5-8厘米，骗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额货款，以此实施诈骗。当被害人以无实际效果为由要求退款时，助高公司销售及服务人员或继续欺骗被害人升级套餐，或以免费更换服务方案等方式安抚、欺骗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弃。经查，该犯罪集团骗取1323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633万余元。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1月，公安机关以吴某强、吴某祥等117人涉嫌诈骗罪提请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批准逮捕，对参与时间短、情节轻微、主观无诈骗故意的57人不批准逮捕；对2名与助高公司共谋、编造虚假基因检测报告的人员监督立案（另案处理）。同年6月16日至20日，公安机关先后将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同年7月13日至7月18日，检察机关先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名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021年2月9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强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吴某祥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其他5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中一名被告人根据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调整量刑；对其他被告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被告人为了达到骗取钱款的目的，需要对其出售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这其中存在着与民事欺诈、虚假广告罪之间的界分问题。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人员要从商品价格、功能、后续行为等角度综合考虑。对于被告人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过于悬殊、对所销售商品功效以及对购买者产生影响“漠不关心”、采用固定销售“话术”“剧本”套路被害人反复购买、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结合被告人供述，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诈骗罪论处。行为人为了拓宽销路、提高销量，对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虚假宣传的，可按民事欺诈处理；情节严重的，符合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可以虚假广告罪论处。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二）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处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层级多、人员多，对此检察机关要区分人员地位作用、分层分类处理，不宜一刀切。对于参与时间较短、情节较轻、获利不多的较低层次人员，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从宽处理。对于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者、骨干分子和幕后“金主”，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与诈骗分子同谋，为诈骗犯罪提供虚假证明、技术支持等帮助，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做到罚当其罪。
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进行资金跨境转移，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全链条惩治。对于专门为诈骗犯罪团伙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2020年2月13日，被告人罗某杰在境外与诈骗分子事前通谋，计划将诈骗资金兑换成虚拟货币“泰达币”，并搭建非法跨境转移通道。罗某杰通过境外人员戴某明和陈某腾（均为外籍、另案处理），联系到中国籍虚拟货币商刘某辉（另案处理），共同约定合作转移诈骗资金。同年2月15日，被害人李某等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口罩被诈骗分子骗取人民币110.5万元后，该笔资金立即转入罗某杰控制的一级和二级账户，罗某杰将该诈骗资金迅速转入刘某辉账户；刘某辉收到转账后，又迅速向陈某腾的虚拟货币钱包转入14万余个“泰达币”，陈某腾扣除提成，即转给罗某杰13万个“泰达币”。后罗某杰将上述13万个“泰达币”变现共计人民币142万元。同年5月11日，公安机关抓获罗某杰，并从罗某杰处扣押、冻结该笔涉案资金。
本案由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5月14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同年8月12日，公安机关以罗某杰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因移送的证据难以证明罗某杰与上游诈骗犯罪分子有共谋，同年9月3日，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同时开展自行侦查，进一步补充收集到罗某杰与诈骗犯罪分子事前联络、在犯罪团伙中专门负责跨境转移资金的证据，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罗某杰为诈骗罪共犯。2021年7月1日，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罪名为诈骗罪。同年8月26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罗某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罗某杰提出上诉，同年10月19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济宁市检察机关与外汇监督管理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召开座谈会，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构建信息共享和监测封堵机制；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的违法性、危害性的社会宣传，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一）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虚拟货币因具有支付工具属性、匿名性、难追查等特征，往往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利用，成为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的工具，严重危害正常金融秩序，影响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开展。检察机关要依法加大对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步惩治为资金转移提供平台支持和交易帮助的不法虚拟货币商，及时阻断诈骗集团的资金跨境转移通道。
（二）专门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配合实施，有的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未归案，司法机关难以获取相关证据，加大了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认定难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全面收集行为人与境外犯罪分子联络、帮助转移资金数额、次数、频率等方面的证据，对于行为人长期帮助诈骗团伙转账、套现、取现，或者提供专门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在综合全案证据基础上，应认定其与境外诈骗分子具有通谋，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行业“内鬼”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激活手机“白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手机卡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公民个人信息是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物料”。特别是行业“内鬼”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危害尤为严重。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2019年12月，被告人徐某、郑某合谋在杭州市、湖州市、诸暨市等地非法从事手机卡“养卡”活动。即先由郑某利用担任手机卡代理商的便利，申领未实名验证的手机卡（又称“白卡”）；再以每张卡人民币35元至40元的价格交由职业开卡人马某辉；马某辉通过在江苏省的劳务公司员工时某华、耿某军等人，以办理“健康码”、核实健康信息等为由，非法采集劳务公司务工人员身份证信息及人脸识别信息，对“白卡”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为规避通信公司对外省开卡的限制，时某华、耿某军利用郑某工号和密码登录内部业务软件，将手机卡开卡位置修改为浙江省。此外，马某辉还单独从赵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400余条用于激活“白卡”。
经查，上述人员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办理手机卡共计3500余张。其中，被告人徐某、郑某、马某辉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47705元，被告人时某华、耿某军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9700元，被告人赵某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220元。上述办理的手机卡中，有55张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68起诈骗案件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284万余元。
本案由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现为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12月10日，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现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2月4日，公安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送起诉。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利用工作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隐私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将案件线索同步移送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后，开展了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2021年11月30日、12月1日，检察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12月31日，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徐某等6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同时，判决被告人徐某等6人连带赔偿人民币14万余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通信公司网点人员“养卡”的问题，检察机关与有关通信公司座谈，建议加强开卡和用卡环节内部监管，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产链条。针对不法分子通过“地推”[ “地推”是指通过实地宣传进行市场营销推广人员的简称。]获取大学生、老年人、务工人员等群体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人员在辖区大学城、社区、园区企业开展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升民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一）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当前，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大多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行为。有的犯罪分子把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作为实施诈骗的基础工具；有的利用这些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检察机关要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的重点任务，既要通过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溯前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又要通过查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深挖关联的诈骗等犯罪线索，实现全链条打击。特别是对于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要坚持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加大罚金刑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二）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线索移送、人员协作和办案联动，形成办案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多人参与、多途径配合搭建专门运输通道向境外运送银行卡套件
当前，银行卡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围绕银行卡的买卖、运输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检察机关要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输通道。结合司法办案，推动物流寄递业监管，压实企业责任，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
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间，时在菲律宾的被告人施某凌以牟利为目的，接受被告人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均系化名，在逃）等人的委托，提供从国内运送信用卡套件到菲律宾马尼拉市的物流服务。
被告人施某凌接到订单后，直接或者通过被告人吴某鑫联系全国各地1000多名长期收集、贩的不法人员，通过物流快递和水客携带运输的方式，将购买的大量他人银行卡、对公账户通过四个不同层级，接力传递，运送至菲律宾。具体运输流程如下：首先由施某凌等人将从“卡商”处收购的大量银行卡以包裹形式运送至蔡某向等人经营的位于福建晋江、石狮一带的物流点；再由被告人施某补等人将包裹从上述物流点取回进而拆封、统计、整理后，乘坐大巴车携带运往郑某等人经营的广东深圳、珠海一带的物流点；后由往来珠海到澳门的“水客”以“蚂蚁搬家”方式，或由被告人郑某通过货车夹带方式，将包裹运往被告人施某莉在澳门设立的中转站；最终由施某莉组织将包裹从澳门空运至菲律宾。包裹到达菲律宾境内后，吴某鑫再组织人员派送给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等人。
经查，被告人施某凌等人参与运转的涉案银行卡套件多达5万余套，获利共计人民币616万余元。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公安机关于2020年4月20日、10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将本案被告人分两批移送起诉。检察机关于同年8月18日、11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被告人分批提起公诉，晋江市人民法院对两批案件并案审理。2021年5月6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施某凌、王某韬、吴某鑫、蔡某向、施某补、郑某、施某莉等1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上诉，同年9月1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决。
根据本案所反映出的物流行业经营的风险问题，晋江市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商务、交通运输、海关、邮政部门联合制发了《晋江市物流行业合规建设指引（试行）》，通过建立健全物流行业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行业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管理，促进物流行业合规建设。同时，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内部人员法治教育，加大以案释法，切实推进行业规范经营发展。
（一）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转通道。当前，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转移诈骗资金，需要获取大量的国内公民银行卡，银行卡的转移出境成为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将物流寄递作为运输的重要渠道，通过陆路、水路、航空多种方式流水作业，将银行卡运送到境外。为此，检察机关要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加强物流大数据研判分析，掌握银行卡在境内运转轨迹，依法严厉打击买卖、运输银行卡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要切断境内外转运的关键节点，阻断银行卡跨境运转通道。
（二）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物流寄递业规范经营。物流寄递具有触角长、交付快、覆盖面广等特点，因而在运输银行卡过程中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主动加强沟通，推动物流寄递业加强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寄递企业“源头关”、寄递物品“实名关”、寄递过程“安检关”。对于发现的涉大量银行卡的包裹，相关企业要加强重点检查，及时向寄递人核实了解情况，必要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防止银行卡非法转移。结合典型案例，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培训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防止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
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非法买卖GOIP设备并提供后续维护支持，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帮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GOIP设备[ GOIP（Gsm Over Internet Protocol）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该设备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供上百张手机卡同时运作，并通过卡池远程控制异地设备，实现人机分离、人卡分离、机卡分离等功能。] 技术支持 网络黑灰产业链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GOIP设备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加大了打击治理难度。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GOIP等设备行为，源头打击治理涉网络设备的黑色产业链。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
被告人唐某琪，系广东深圳乔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尚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方某，系浙江杭州三汇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公司）销售经理。
被告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之后其仍以乔尚公司名义向方某购买该设备，并通过网络销售给他人。方某明知唐某琪将GOIP设备出售给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10月，唐某琪从方某处购买130台GOIP设备并销售给他人，并提供后续安装、调试及配置系统等技术支持。期间，公安机关在广西北海、钦州以及贵州六盘水、铜仁等地查获唐某琪、方某出售的GOIP设备20台。经查，其中5台设备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造成张某淘、李某兰等人被诈骗人民币共计34万余元。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7日，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1月25日，公安机关以唐某琪、方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指定由海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方某作为行业销售商，明知GOIP设备多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收到公司警示通知的情况下，对销售对象不加审核，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导致所出售设备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均应认定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年6月21日，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唐某琪、方某提起公诉。同年8月2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琪、方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一万元。唐某琪提出上诉，同年10月18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GOIP设备被诈骗犯罪分子使用助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坚持打源头斩链条，防止该类网络黑灰产滋生发展。当前，GOIP设备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一些诈骗团伙在境外远程控制在境内安置的设备，加大反制拦截和信号溯源的难度，给案件侦办带来诸多难题。检察机关要聚焦违法使用GOIP设备所形成的黑灰产业链，既要从严惩治不法生产商、销售商，又要注重惩治专门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以及提供专门场所放置设备的不法人员，还要加大对为设备运转提供大量电话卡的职业“卡商”的打击力度，全链条阻断诈骗分子作案工具来源。
（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明知条件的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予以综合认定。对于曾因实施有关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被监管部门告诫、处罚的，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如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可依法认定其明知。对于行业内人员出售、提供相关设备工具被用于网络犯罪的，要结合其从业经历、对设备工具性能了解程度、交易对象等因素，可依法认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冒用他人信息实名注册并出售校园宽带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工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宽带账号 通信行业治理 平安校园建设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非法办理、出售网络宽带账号，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打击、严肃惩处。检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规范电信运营服务、严格内部从业人员管理。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
被告人施某青，系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营业网点代理商上海联引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2019年上半年起，被告人周某平在网上获悉他人求购宽带账号的信息后，向施某青提出购买需求。施某青利用负责面向在校学生的“办理手机卡加1元即可办理校园宽带”服务的工作便利，在学生申请手机卡后，私自出资1元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以每个宽带账号人民币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周某平，周某平联系买家出售。周某平、施某青作为电信行业从业人员，明知宽带账号不能私下买卖，且买卖后极有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仍私下办理并出售给上游买家。同时，为帮助他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两人还违规帮助上游买家架设服务器，改变宽带账号的真实IP地址，并对服务器进行日常维护。周某平、施某青分别获利人民币8万余元、10万余元。经查，二人出售的一校园宽带账号被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致一被害人被骗人民币158万余元。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6月4日，公安机关以周某平、施某青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6月30日，检察机关对周某平、施某青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7月12日，闵行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周某平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施某青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本案办理中所暴露的宽带运营服务中的管理漏洞问题，检察机关主动到施某青所在通信公司走访，通报案件情况，指出公司在业务运营中所存在的用户信息管理不严、业务办理实名认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关业务监管机制，加强用户信息管理。该公司高度重视，对涉案的驻某高校营业厅处以年度考评扣分的处罚，并规定“1元加购宽带账户”的业务必须由用户本人到现场拍照确认后，方可办理。检察机关还结合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提示在校学生加强风险意识，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重视名下个人账号管理使用，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
（一）非法买卖宽带账号并提供隐藏IP地址等技术服务，属于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宽带账号直接关联到用户网络个人信息，关系到互联网日常管理维护，宽带账号实名制是互联网管理的一项基本要求。电信网络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冒用校园用户信息开通宽带账户倒卖，为犯罪分子隐藏真实身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影响网络正常管理，也给司法办案制造了障碍。对于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追诉；对于行业内部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实施上述行为的，依法从严惩治。
（二）规范通信运营服务，严格行业内部人员管理，加强源头治理，防范网络风险。加强通信行业监管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内容。网络黑灰产不断升级发展，给电信行业监管带来不少新问题。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所反映出的风险问题，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督促业内企业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规范用户账号管理；建立健全用户信息收集、使用、保密管理机制，及时堵塞风险漏洞，对于频繁应用于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高风险业务及时清理规范。要督促有关企业加强对内部人员管理，加大违法违规案例曝光，强化警示教育，严格责任追究，构筑企业内部安全“防火墙”。
（三）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当前，校园及周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案件时有发生，一些在校学生不仅容易成为诈骗的对象，也容易为了眼前小利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要深化检校协作，结合发案情况，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深入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规范校园内电信、金融网点的设立、运营，重视加强就业兼职等重点领域的法治教育。
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际，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就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相关问题，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问题一：当前，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此讨论热烈。最高检发布这批案例主要有哪些考虑？这批案例又有哪些特点？
答：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严重污蚀网络环境。据统计，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4万人，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2.9万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2021年4月，习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为做好今后一段时期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一年来，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把打击治理工作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任务之一，依法严厉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协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发布这批典型案例，我们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警示犯罪分子。通过揭露犯罪行为本质和严重社会危害，表明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治的坚定立场，正告那些正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人员要迷途知返，绝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二是引导社会公众。通过揭示犯罪方式手段，戳穿犯罪分子设计的“骗局”，引导社会公众增强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三是推动社会治理。通过反映办案中所发现的行业监管、社会治理的风险漏洞，提出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这批典型案例主要有两个特点。从案件类型看，包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例一至案例五）和与之关联网络黑产犯罪（案例六至案例十）两大类，较为全面反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较为深入揭示此类犯罪社会危害。从检察履职看，突出依法能动履职，不仅介绍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的成效，还介绍检察机关主动作为，协同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展现检察机关“惩处为要、预防为先、治理为本”的理念和作为。
问题二：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从所发布的案例看，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可否介绍一下此类犯罪当前的主要特点？
答：对于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点，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即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
领域广，就是指诈骗行为涉及日常生活诸多领域，投资理财、相亲交友、网络购物类诈骗占到近一半，尤其是投资理财类诈骗位居首位。
手段新，首先是新在诈骗“话术”上，犯罪分子往往蹭前沿业态的热点，以新技术、新概念包装诈骗项目并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以投资虚拟货币实施的诈骗。其次是新在诈骗“技术”上，不少网络技术、网络设备被非法用于违法犯罪，不仅提高了犯罪效率、降低了犯罪成本，也为犯罪分子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提供了支持帮助。再次，新在诈骗“空间”上，犯罪分子在传统跨地域（疆域）基础上，出现了跨平台的趋势。行为人将整个诈骗行为分割成多个子行为（如收集信息、引流、虚假投资、洗钱等），在多个平台上实施。从单个平台看，每个行为都是符合规则的，但是串联起来就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犯罪行为。
危害深，体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危害程度叠加升级，影响扩大蔓延。此类案件尤其是跨境案件，往往被骗群众多、涉案金额大，不少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求学钱。网络黑灰产滋生蔓延，导致犯罪门槛降低，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民众参与其中。尤其在“断卡”行动中发现，不少年轻人贪图出售“两卡”（即电话卡、银行卡）、帮助转移资金后带来的物质回报，甚至将此作为“职业”坐等收益，不仅深陷犯罪泥潭，而且导致思想滑坡、观念扭曲，催生不良网络文化。
问题三：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非法获取、提供、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在网络黑产领域呈多发态势。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案件特点以及检察机关在打击治理方面主要举措？
答：当前，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从检察办案情况看，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种类多，其中不乏个人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几经流转，不少被犯罪分子所利用，给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特别是一些行业“内鬼”泄露信息问题相对突出。。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认真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持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2021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9800余人，同比上升64%。特别是将行业“内鬼”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从严惩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共审核检查起诉相关涉案人员300余件500余人。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2021年，共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000余件。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在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的同时，溯源上游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围绕信息获取、流通、使用等各环节，同步加强全链条打击。聚焦侵害个人敏感信息、特殊群体个人隐私信息以及大规模个人隐私信息案件，聚焦重点行业部门和平台企业，强化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案联动，推动源头治理。结合司法办案，持续推动行业教育和社会警示，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营造全民保护的社会氛围。
问题四：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军检察长在报告中指出，网络虚拟空间，依法治理要实。特别强调要加强网络诉源治理。这次发布的多个案例也突出这方面履职。在加强网络治理方面，检察机关在今后工作中将有哪些具体考虑？
答：近年来，我们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不少社会治理问题。《意见》突出强调，切实强化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监督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生根。在与不断升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斗争中，司法机关要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光靠“惩”、只有“惩”是不够的，关键还是在于“治”，做到“惩”“治”结合，以“惩”促“治”。
检察机关如何加强网络诉源治理？我认为，首先，要有融入参与的能动自觉。这就要求检察人员不能止于办案，而要站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主动延伸监督，加强反向审视，为社会治理、网络监管发出“检察预警”、提供“检察方案”。这批案例所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都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总结发现的，体现了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自觉。其次，要有发现问题的专业能力。在网络大数据时代，要特别注重数据赋能，推动建立数据内外部共享互通，加强数据集成分析，实现由个案办理式监督向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及时发现网络治理的“死角”“盲点”。再次，还要有推动解决的担当智慧。要有协同推动意识，主动向有关行业、企业通报反映问题，善于利用典型案例、重点数据阐释说明问题，综合运用制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推动企业合规、开展普法宣传等形式共同推动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协同共治的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问题五：作为具体负责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部门，对于广大公众如何防骗识骗，可否提一些有针对性建议？
答：最关键还是要按照《意见》要求，建议全方位、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在每个人内心里筑起“防诈墙”，形成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一是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被害人贪图小利，这是多数诈骗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一定不能轻信网络上尤其是陌生人所谓“一夜暴富”“高额收益”“内部消息”“专家意见”等话语。对于自身不熟悉的行业、领域，要充分反复了解，审慎作出决定，不要被眼前小利蒙蔽双眼误入骗局。
二是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当前，不良网络文化腐蚀着公众的思想，降低了一些人在网络空间辨别分析的能力。犯罪分子正是抓住这一特点，紧盯沉溺于不良文化的群体实施精准诈骗。很典型的如“饭圈”文化，利用年轻人“追星”的盲从心理轻松达到诈骗目的。对此，我们要自觉远离不良低俗文化，追寻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要以健康的心态参与网络活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等不良心态，落入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
三要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随网络技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各种新概念、新技术、新产业不断出现，社会公众对此认识不清、了解不深。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吹捧概念、包装项目，以“新瓶装旧酒”“挂羊头卖狗头”等方式实施诈骗。社会公众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些前沿概念、技术，尽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认识了解，不要轻信所谓“专家”“内部人士”的意见，三思而后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
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以及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开展能动履职、协同推进网络治理的相关成效。检察机关希望能够通过发布这批案例，起到警示犯罪分子、引导社会公众、推动行业治理的积极作用。
这10件典型案例分别是：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邱某儒等31人诈骗案，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罗某杰诈骗案，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从案件类型看，有五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另外五件则是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10件典型案例较为全面反映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深入揭示了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征表现为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在这批典型案例中，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组建在线游戏情侣为名引诱玩家高额充值骗取钱款，是一种新型的“游戏托”诈骗方式；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骗取700余名被害人1.2亿余元；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中，电信部门代理商和劳务企业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工作便利，非法采集务工人员身份证、人脸识别信息激活手机卡，并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慢慢的变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一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这个的人说，检察机关格外的重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保护，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从每个人做起，希望我们大家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提升防范意识和能力，筑起防范诈骗的“防火墙”。
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以投资虚拟货币等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犯罪集团 虚拟货币 投资风险防范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受害范围广、涉及金额多、危害影响大，检察机关要充分的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追捕、追诉境内外犯罪分子，全面追查、准确认定犯罪资金，持续保持从严惩治的态势。对于投资型网络诈骗，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和风险预警，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防范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等人在黄某海（在逃）等人的纠集下，集中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市，以投资区块链、欧洲平均工业指数为幌子，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冒充专业指导老师诱使被害人在平台上开设账户并充值，被害人所充值钱款流入该团伙实际控制的对公账户。之后，被告人又通过事先掌握的虚拟货币或者欧洲平均工业指数走势，诱使被害人反向操作，制造被害人亏损假象，并在被害人向平台申请出款时，以各种事由推诿，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谋取非法利益。
在黄某海组织策划下，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担任团队经理负责各自团队的日常运营；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担任业务组长、业务员具体实施诈骗活动。该团伙为躲避追查，以2至3个月为一个作案周期。2019年10月，该团伙流窜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准备再次实施诈骗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并移交我国。
经查，该团伙骗取河北、内蒙古、江苏等地7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2亿余元。
本案由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21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侦查，将诈骗金额从最初认定的人民币1200万余元提升到1.2亿余元。2020年2月11日，公安机关以魏某双等60人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分别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嫌疑犯建议书》《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追捕追诉共计32名犯罪团伙成员（另案处理）。同年5月9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魏某双等60人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9月2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魏某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罗某俊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林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飞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1名被告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本案办理所反映的金融投资诈骗犯罪发案率高、社会公众对这类投资陷阱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无锡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并会签协作文件，构建了打击治理虚假金融投资诈骗犯罪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普法、社会治理等8项机制，提升发现、查处、打击这类违法犯罪的质效。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线上依托各类媒体宣传平台，线下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向社会公众揭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加强对金融投资知识的普及，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一）依法从严追捕追诉，全面追查犯罪资金，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高发，犯罪分子往往多国流窜作案，多地协同实施，手段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对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深挖细查案件线索，对于集团内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而未提请的、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的，依法及时追捕、追诉。注重加强追赃挽损，主动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追查、准确认定、依法扣押犯罪资金，不给犯罪分子在经济上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骗群众的财产利益。
（二）加强以案释法，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引导社会公众提升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当前，投资类诈骗已经成为诈骗的重要类型。特别是犯罪集团以投资新业态、新领域为幌子，通过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隐蔽性强、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为此，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揭示投资型诈骗的行为本质和危害实质，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新业态领域知识的普及介绍，提示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充分了解投资项目，合理预期未来收益，选择正规途径理性投资，自觉虚拟货币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检察机关要全面把握投资平台操作模式，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精准惩治。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集团内部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强化追赃挽损，及时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被告人邱某儒，系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文公司）股东；
被告人刘某，系广东省深圳市恒古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古金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郑某辰，系广东省惠州惠赢浩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赢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年3月，被告人邱某儒设立广文公司后，通过组织人员、租赁办公场所、购买交易软件、租用服务器，搭建了以“飞天蜡像”等虚构的文化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类期货交易平台。陶某龙等人通过一级运营中心恒古金公司刘某发展了惠赢公司、元美公司等三十余家会员单位。为实现共同骗取投资者财物的目的，会员单位在多个股票投资聊天群中选择投资者，拉入事先设定的聊天群。同时，安排人员假扮“老师”和跟随老师投资获利的“投资者”、发送虚假盈利截图，以话术烘托、虚构具有盈利能力等方式，骗取投资者的信任，引诱投资者在平台上入金交易。
交易过程中，广文公司和会员单位向投资者隐瞒“平台套用国际期货行情趋势图、并无实际交易”等事实，通过后台调整艺术品价格，制造平台交易平稳、未出现大跌的假象。投资者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认为在该平台交易较为稳妥，且具有较大盈利可能性，故在平台上持续多笔交易，付出高额的手续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黄某等6628名投资者共计人民币4.19亿余元。
本案由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2月，深圳市检察机关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犯罪主体、诈骗手法、诈骗金额等问题夯实证据并及时追缴赃款。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分批以诈骗罪将邱某儒等237人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由于邱某儒以及陶某龙、刘某等7人（系广文公司后援服务中心及相关内设部门、恒古金公司主要成员）、郑某辰、蒋某等23人（系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报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其余206人分别由南山区、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2月至12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31人分批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9年1月至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邱某儒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陶某龙、刘某等7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郑某辰、蒋某等23人有期徒刑八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至五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提出上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虚构交易平台，通过多次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投资钱款目的，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确有错误，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依法提出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上诉，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改判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至五万元不等。
办案过程中，深圳市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交易平台电子数据，依法冻结涉案账户资金共计人民币850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并责令各被告人继续退赔。深圳市检察机关向社会公开发布伪交易平台类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加强防范警示。
（一）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迷惑性强，要全面把握交易平台运行模式，准确认定这类行为诈骗本质。在投资型网络诈骗中，犯罪分子往往以“空手套白狼”“以小套大”等方式实施诈骗。但在本案中，犯罪分子利用骗术诱导投资者频繁交易，通过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钱款目的。与传统诈骗方式相比，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诈骗欺骗性、迷惑性更强、危害群体范围也更大。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围绕“平台操控方式、平台盈利来源、被害人资金流向”等关键事实，准确认定平台运作的虚假性和投资钱款的非法占有性，全面认定整个平台和参与成员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追诉。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起抗诉，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
（二）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往往层级多、架构复杂、人员多，对于参与其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往往难以直接区分。对此，检察机关要围绕平台整体运作模式和不同层级犯罪分子之间的行为关联，准确区分集团内部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既要严厉打击在平台上组织开展诈骗活动的指挥者，又要依法惩治在平台上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的操作者，还要深挖诈骗平台背后的实质控制者，实现对诈骗犯罪集团的全面打击。
（三）强化追赃挽损，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投资类诈骗案件往往具有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账户多等特点，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机关要把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会同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投资平台的后台电子数据。从平台资金账户、犯罪分子个人账户入手，倒查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相关的出入金账户；通过资金流向发现处置线索，及时扣押涉案相关财物，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冒充明星以投票打榜为名骗取未成年人钱款
电信网络诈骗 “饭圈”文化 未成年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以“饭圈”消费为名实施的诈骗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侵害。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此类诈骗犯罪，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不良“饭圈”文化，提高防范意识。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单独或合谋，购买使用明星真实名字作为昵称、明星本人照片作为头像的QQ号。之后，上述人员通过该QQ号之前组织的多个“明星粉丝QQ群”添加被害人为好友，在群里虚构明星身份，以给明星投票的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
2020年6月，被告人张某通过上述虚假明星QQ号，添加被害人刘某乙（女，13岁，初中生）为好友。张某虚构自己系明星本人的身份，以给其网上投票为由，将拟骗取转账金额人民币10099元谎称为“投票编码”，向刘某乙发送投票二维码实为收款二维码，诱骗刘某乙使用其母微信账号扫描该二维码，输入“投票编码”后完成所谓的“投票”，实则进行资金转账。在刘某乙发现钱款被转走要求退款时，张某又继续欺骗刘某乙，称添加“退款客服”后可退款。刘某乙添加“退款客服”为好友后，易某、刘某甲随即谎称需要继续投票才能退款，再次诱骗刘某乙通过其母支付宝扫码转账人民币1万余元。经查，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9万余元。其中，4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
应张某等人要求，被告人戴某主动联系黄某俊、范某田，利用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帮助张某等人转移上述犯罪资金，并收取佣金。期间，因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收款二维码被封控提示可能用于违法犯罪，不能再进账，他们又相继利用家人收款二维码继续协助转账。
本案由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绥阳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绥阳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0月28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张某、易某、刘某甲提起公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提起公诉。同年12月16日，绥阳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张某、易某、刘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有期徒刑三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至一千元不等。被告人戴某提出上诉，林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余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发后，检察机关主动联系教育部门，走进被害人所在的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提高网上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
（一）依法从严打击以“饭圈”消费为名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诈骗犯罪。当下，在“饭圈”经济的助推下，集资为明星投票打榜、购买明星代言产品成为热潮，不少未成年人沉溺于此。一些犯罪分子盯住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差、盲目追星等弱点，以助明星消费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时有发生，不仅给家庭造成经济损失，也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阴影。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坚持惩防结合，结合司法办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活动，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防止被诱导参加所谓的应援集资，落入诈骗陷阱。
（二）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利用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收款码为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固定环节，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对于这类犯罪行为，检察人员既要认定其利用银行卡和二维码实施收取、转账赃款的客观行为，又要根据被告人实施转账行为的次数、持续时间、资金流入的频率、数额、对帮助对象的了解程度、银行卡和二维码被封控提示等主客观因素综合认定其主观明知，对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依法可以该罪论处。
“游戏托”诈骗行为隐蔽套路深，欺骗性诱惑性强。检察机关要穿透“游戏托”诈骗骗局，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通过办案引导广大游戏玩家提高自我防范能力，督促网络游戏企业强化内控、合规经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被告人刘某峰，系辽宁盘锦百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百思公司代理运营推广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款网络游戏，被告人刘某峰招聘杨某明等36人具体从事游戏推广工作。为招揽更多的玩家下载所推广的游戏并充值，刘某峰指使杨某明等员工冒充年轻女性，在热门网络游戏中发送“寻求男性游戏玩家组建游戏情侣”的消息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在微信添加为好友后，再向被害人发送游戏链接，引诱被害人下载所推广的两款网络游戏。在游戏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组建游戏情侣，假意与被害人发展恋爱关系，通过发送虚假的机票订单信息截图、共享位置截图等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骗被害人向游戏账号以明显超过正常使用范围的数额充值。部分被告人还以给付见面诚意金、报销飞机票等理由，短时间多次向被害人索要钱款，诱使被害人以向游戏账号充值的方式支付钱款。经查，刘某峰等人骗取20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89万余元。
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9月9日，公安机关以刘某峰等37人涉嫌诈骗罪移送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2月2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刘某峰等37人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1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刘某峰等37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刘某峰提出上诉，2021年3月3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检察机关制作反诈宣传视频，深入大中专院校、街道社区进行宣传，警示游戏玩家警惕“游戏托”诈骗，对游戏中发布的信息要仔细甄别，理性充值，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同时，检察人员深入游戏研发企业座谈，提出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督促企业规范产品推广，审慎审查合作方的推广模式，合理设定推广费用，加强产品推广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一）以游戏充值方式骗取行为人资金，在“游戏托”诈骗中较为常见，要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从严惩治。“游戏托”诈骗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诈骗方式。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扮演异性角色，以“奔现交友”（系网络用语，指由线上虚拟转为线下真实交友恋爱）等话术骗取被害人信任，以游戏充值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支付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游戏费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检察机关要透过犯罪行为表象，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其诈骗犯罪本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二）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提高游戏玩家自我防范能力。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大、人数多，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使用虚假身份，运用诈骗“话术”，极易使游戏玩家受骗。对于广大游戏玩家而言，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于游戏中发布的信息仔细甄别，对于陌生玩家的主动“搭讪”保持必要的警惕，以健康心态参与网络游戏，理性有节制进行游戏充值，防止落入犯罪分子编织的“陷阱”。
（三）推动合规建设，促进网络游戏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结合司法办案，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网络游戏行业，严格落实备案制度，完善游戏推广机制，加强对游戏过程中违法犯罪信息的监控查处，推动网络游戏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虚构基因缺陷引诱被害人购买增高产品套餐骗取钱款
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惩治。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分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确保案件效果良好。
被告人吴某强，系广州助高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6年9月，被告人吴某强注册成立助高公司，组建总裁办、广告部、服务部、销售部等部门，逐步形成以其为首要分子，吴某祥等人为骨干成员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针对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产并低价购进“黄精高良姜压片”“氨基酸固体饮料”“骨胶原蛋白D”等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装贴上“助高特效产品”标识，将上述食品从进价每盒人民币20余元抬升至每盒近600元，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将产品和服务捆绑销售，在互联网上推广。
为进一步引诱客户购买产品，助高公司私下联系某基因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编造客户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虚假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谎称上述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青少年在3个月内增高5-8厘米，骗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额货款，以此实施诈骗。当被害人以无实际效果为由要求退款时，助高公司销售及服务人员或继续欺骗被害人升级套餐，或以免费更换服务方案等方式安抚、欺骗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弃。经查，该犯罪集团骗取1323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633万余元。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1月，公安机关以吴某强、吴某祥等117人涉嫌诈骗罪提请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批准逮捕，对参与时间短、情节轻微、主观无诈骗故意的57人不批准逮捕；对2名与助高公司共谋、编造虚假基因检测报告的人员监督立案（另案处理）。同年6月16日至20日，公安机关先后将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同年7月13日至7月18日，检察机关先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名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021年2月9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强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吴某祥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其他5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中一名被告人根据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调整量刑；对其他被告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被告人为了达到骗取钱款的目的，需要对其出售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这其中存在着与民事欺诈、虚假广告罪之间的界分问题。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人员要从商品价格、功能、后续行为等角度综合考虑。对于被告人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过于悬殊、对所销售商品功效以及对购买者产生影响“漠不关心”、采用固定销售“话术”“剧本”套路被害人反复购买、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结合被告人供述，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诈骗罪论处。行为人为了拓宽销路、提高销量，对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虚假宣传的，可按民事欺诈处理；情节严重的，符合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可以虚假广告罪论处。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二）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处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层级多、人员多，对此检察机关要区分人员地位作用、分层分类处理，不宜一刀切。对于参与时间较短、情节较轻、获利不多的较低层次人员，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从宽处理。对于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者、骨干分子和幕后“金主”，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与诈骗分子同谋，为诈骗犯罪提供虚假证明、技术支持等帮助，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做到罚当其罪。
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进行资金跨境转移，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全链条惩治。对于专门为诈骗犯罪团伙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2020年2月13日，被告人罗某杰在境外与诈骗分子事前通谋，计划将诈骗资金兑换成虚拟货币“泰达币”，并搭建非法跨境转移通道。罗某杰通过境外人员戴某明和陈某腾（均为外籍、另案处理），联系到中国籍虚拟货币商刘某辉（另案处理），共同约定合作转移诈骗资金。同年2月15日，被害人李某等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口罩被诈骗分子骗取人民币110.5万元后，该笔资金立即转入罗某杰控制的一级和二级账户，罗某杰将该诈骗资金迅速转入刘某辉账户；刘某辉收到转账后，又迅速向陈某腾的虚拟货币钱包转入14万余个“泰达币”，陈某腾扣除提成，即转给罗某杰13万个“泰达币”。后罗某杰将上述13万个“泰达币”变现共计人民币142万元。同年5月11日，公安机关抓获罗某杰，并从罗某杰处扣押、冻结该笔涉案资金。
本案由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5月14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同年8月12日，公安机关以罗某杰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因移送的证据难以证明罗某杰与上游诈骗犯罪分子有共谋，同年9月3日，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同时开展自行侦查，进一步补充收集到罗某杰与诈骗犯罪分子事前联络、在犯罪团伙中专门负责跨境转移资金的证据，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罗某杰为诈骗罪共犯。2021年7月1日，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罪名为诈骗罪。同年8月26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罗某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罗某杰提出上诉，同年10月19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济宁市检察机关与外汇监督管理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召开座谈会，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构建信息共享和监测封堵机制；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的违法性、危害性的社会宣传，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一）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虚拟货币因具有支付工具属性、匿名性、难追查等特征，往往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利用，成为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的工具，严重危害正常金融秩序，影响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开展。检察机关要依法加大对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步惩治为资金转移提供平台支持和交易帮助的不法虚拟货币商，及时阻断诈骗集团的资金跨境转移通道。
（二）专门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配合实施，有的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未归案，司法机关难以获取相关证据，加大了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认定难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全面收集行为人与境外犯罪分子联络、帮助转移资金数额、次数、频率等方面的证据，对于行为人长期帮助诈骗团伙转账、套现、取现，或者提供专门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在综合全案证据基础上，应认定其与境外诈骗分子具有通谋，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行业“内鬼”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激活手机“白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手机卡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公民个人信息是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物料”。特别是行业“内鬼”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危害尤为严重。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2019年12月，被告人徐某、郑某合谋在杭州市、湖州市、诸暨市等地非法从事手机卡“养卡”活动。即先由郑某利用担任手机卡代理商的便利，申领未实名验证的手机卡（又称“白卡”）；再以每张卡人民币35元至40元的价格交由职业开卡人马某辉；马某辉通过在江苏省的劳务公司员工时某华、耿某军等人，以办理“健康码”、核实健康信息等为由，非法采集劳务公司务工人员身份证信息及人脸识别信息，对“白卡”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为规避通信公司对外省开卡的限制，时某华、耿某军利用郑某工号和密码登录内部业务软件，将手机卡开卡位置修改为浙江省。此外，马某辉还单独从赵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400余条用于激活“白卡”。
经查，上述人员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办理手机卡共计3500余张。其中，被告人徐某、郑某、马某辉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47705元，被告人时某华、耿某军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9700元，被告人赵某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220元。上述办理的手机卡中，有55张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68起诈骗案件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284万余元。
本案由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现为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12月10日，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现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2月4日，公安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送起诉。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利用工作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隐私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将案件线索同步移送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后，开展了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2021年11月30日、12月1日，检察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12月31日，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徐某等6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同时，判决被告人徐某等6人连带赔偿人民币14万余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通信公司网点人员“养卡”的问题，检察机关与有关通信公司座谈，建议加强开卡和用卡环节内部监管，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产链条。针对不法分子通过“地推”[ “地推”是指通过实地宣传进行市场营销推广人员的简称。]获取大学生、老年人、务工人员等群体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人员在辖区大学城、社区、园区企业开展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升民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一）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当前，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大多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行为。有的犯罪分子把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作为实施诈骗的基础工具；有的利用这些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检察机关要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的重点任务，既要通过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溯前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又要通过查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深挖关联的诈骗等犯罪线索，实现全链条打击。特别是对于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要坚持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加大罚金刑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二）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线索移送、人员协作和办案联动，形成办案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多人参与、多途径配合搭建专门运输通道向境外运送银行卡套件
当前，银行卡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围绕银行卡的买卖、运输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检察机关要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输通道。结合司法办案，推动物流寄递业监管，压实企业责任，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
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间，时在菲律宾的被告人施某凌以牟利为目的，接受被告人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均系化名，在逃）等人的委托，提供从国内运送信用卡套件到菲律宾马尼拉市的物流服务。
被告人施某凌接到订单后，直接或者通过被告人吴某鑫联系全国各地1000多名长期收集、贩的不法人员，通过物流快递和水客携带运输的方式，将购买的大量他人银行卡、对公账户通过四个不同层级，接力传递，运送至菲律宾。具体运输流程如下：首先由施某凌等人将从“卡商”处收购的大量银行卡以包裹形式运送至蔡某向等人经营的位于福建晋江、石狮一带的物流点；再由被告人施某补等人将包裹从上述物流点取回进而拆封、统计、整理后，乘坐大巴车携带运往郑某等人经营的广东深圳、珠海一带的物流点；后由往来珠海到澳门的“水客”以“蚂蚁搬家”方式，或由被告人郑某通过货车夹带方式，将包裹运往被告人施某莉在澳门设立的中转站；最终由施某莉组织将包裹从澳门空运至菲律宾。包裹到达菲律宾境内后，吴某鑫再组织人员派送给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等人。
经查，被告人施某凌等人参与运转的涉案银行卡套件多达5万余套，获利共计人民币616万余元。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公安机关于2020年4月20日、10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将本案被告人分两批移送起诉。检察机关于同年8月18日、11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被告人分批提起公诉，晋江市人民法院对两批案件并案审理。2021年5月6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施某凌、王某韬、吴某鑫、蔡某向、施某补、郑某、施某莉等1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上诉，同年9月1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决。
根据本案所反映出的物流行业经营的风险问题，晋江市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商务、交通运输、海关、邮政部门联合制发了《晋江市物流行业合规建设指引（试行）》，通过建立健全物流行业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行业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管理，促进物流行业合规建设。同时，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内部人员法治教育，加大以案释法，切实推进行业规范经营发展。
（一）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转通道。当前，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转移诈骗资金，需要获取大量的国内公民银行卡，银行卡的转移出境成为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将物流寄递作为运输的重要渠道，通过陆路、水路、航空多种方式流水作业，将银行卡运送到境外。为此，检察机关要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加强物流大数据研判分析，掌握银行卡在境内运转轨迹，依法严厉打击买卖、运输银行卡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要切断境内外转运的关键节点，阻断银行卡跨境运转通道。
（二）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物流寄递业规范经营。物流寄递具有触角长、交付快、覆盖面广等特点，因而在运输银行卡过程中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主动加强沟通，推动物流寄递业加强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寄递企业“源头关”、寄递物品“实名关”、寄递过程“安检关”。对于发现的涉大量银行卡的包裹，相关企业要加强重点检查，及时向寄递人核实了解情况，必要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防止银行卡非法转移。结合典型案例，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培训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防止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
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非法买卖GOIP设备并提供后续维护支持，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帮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GOIP设备[ GOIP（Gsm Over Internet Protocol）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该设备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供上百张手机卡同时运作，并通过卡池远程控制异地设备，实现人机分离、人卡分离、机卡分离等功能。] 技术支持 网络黑灰产业链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GOIP设备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加大了打击治理难度。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GOIP等设备行为，源头打击治理涉网络设备的黑色产业链。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
被告人唐某琪，系广东深圳乔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尚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方某，系浙江杭州三汇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公司）销售经理。
被告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之后其仍以乔尚公司名义向方某购买该设备，并通过网络销售给他人。方某明知唐某琪将GOIP设备出售给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10月，唐某琪从方某处购买130台GOIP设备并销售给他人，并提供后续安装、调试及配置系统等技术支持。期间，公安机关在广西北海、钦州以及贵州六盘水、铜仁等地查获唐某琪、方某出售的GOIP设备20台。经查，其中5台设备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造成张某淘、李某兰等人被诈骗人民币共计34万余元。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7日，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1月25日，公安机关以唐某琪、方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指定由海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方某作为行业销售商，明知GOIP设备多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收到公司警示通知的情况下，对销售对象不加审核，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导致所出售设备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均应认定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年6月21日，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唐某琪、方某提起公诉。同年8月2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琪、方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一万元。唐某琪提出上诉，同年10月18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GOIP设备被诈骗犯罪分子使用助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坚持打源头斩链条，防止该类网络黑灰产滋生发展。当前，GOIP设备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一些诈骗团伙在境外远程控制在境内安置的设备，加大反制拦截和信号溯源的难度，给案件侦办带来诸多难题。检察机关要聚焦违法使用GOIP设备所形成的黑灰产业链，既要从严惩治不法生产商、销售商，又要注重惩治专门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以及提供专门场所放置设备的不法人员，还要加大对为设备运转提供大量电话卡的职业“卡商”的打击力度，全链条阻断诈骗分子作案工具来源。
（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明知条件的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予以综合认定。对于曾因实施有关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被监管部门告诫、处罚的，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如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可依法认定其明知。对于行业内人员出售、提供相关设备工具被用于网络犯罪的，要结合其从业经历、对设备工具性能了解程度、交易对象等因素，可依法认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冒用他人信息实名注册并出售校园宽带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工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宽带账号 通信行业治理 平安校园建设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非法办理、出售网络宽带账号，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打击、严肃惩处。检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规范电信运营服务、严格内部从业人员管理。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
被告人施某青，系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营业网点代理商上海联引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2019年上半年起，被告人周某平在网上获悉他人求购宽带账号的信息后，向施某青提出购买需求。施某青利用负责面向在校学生的“办理手机卡加1元即可办理校园宽带”服务的工作便利，在学生申请手机卡后，私自出资1元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以每个宽带账号人民币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周某平，周某平联系买家出售。周某平、施某青作为电信行业从业人员，明知宽带账号不能私下买卖，且买卖后极有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仍私下办理并出售给上游买家。同时，为帮助他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两人还违规帮助上游买家架设服务器，改变宽带账号的真实IP地址，并对服务器进行日常维护。周某平、施某青分别获利人民币8万余元、10万余元。经查，二人出售的一校园宽带账号被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致一被害人被骗人民币158万余元。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6月4日，公安机关以周某平、施某青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6月30日，检察机关对周某平、施某青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7月12日，闵行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周某平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施某青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本案办理中所暴露的宽带运营服务中的管理漏洞问题，检察机关主动到施某青所在通信公司走访，通报案件情况，指出公司在业务运营中所存在的用户信息管理不严、业务办理实名认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关业务监管机制，加强用户信息管理。该公司高度重视，对涉案的驻某高校营业厅处以年度考评扣分的处罚，并规定“1元加购宽带账户”的业务必须由用户本人到现场拍照确认后，方可办理。检察机关还结合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提示在校学生加强风险意识，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重视名下个人账号管理使用，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
（一）非法买卖宽带账号并提供隐藏IP地址等技术服务，属于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宽带账号直接关联到用户网络个人信息，关系到互联网日常管理维护，宽带账号实名制是互联网管理的一项基本要求。电信网络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冒用校园用户信息开通宽带账户倒卖，为犯罪分子隐藏真实身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影响网络正常管理，也给司法办案制造了障碍。对于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追诉；对于行业内部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实施上述行为的，依法从严惩治。
（二）规范通信运营服务，严格行业内部人员管理，加强源头治理，防范网络风险。加强通信行业监管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内容。网络黑灰产不断升级发展，给电信行业监管带来不少新问题。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所反映出的风险问题，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督促业内企业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规范用户账号管理；建立健全用户信息收集、使用、保密管理机制，及时堵塞风险漏洞，对于频繁应用于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高风险业务及时清理规范。要督促有关企业加强对内部人员管理，加大违法违规案例曝光，强化警示教育，严格责任追究，构筑企业内部安全“防火墙”。
（三）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当前，校园及周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案件时有发生，一些在校学生不仅容易成为诈骗的对象，也容易为了眼前小利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要深化检校协作，结合发案情况，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深入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规范校园内电信、金融网点的设立、运营，重视加强就业兼职等重点领域的法治教育。
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际，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就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相关问题，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问题一：当前，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此讨论热烈。最高检发布这批案例主要有哪些考虑？这批案例又有哪些特点？
答：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严重污蚀网络环境。据统计，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4万人，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2.9万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2021年4月，习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为做好今后一段时期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一年来，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把打击治理工作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任务之一，依法严厉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协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发布这批典型案例，我们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警示犯罪分子。通过揭露犯罪行为本质和严重社会危害，表明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治的坚定立场，正告那些正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人员要迷途知返，绝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二是引导社会公众。通过揭示犯罪方式手段，戳穿犯罪分子设计的“骗局”，引导社会公众增强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三是推动社会治理。通过反映办案中所发现的行业监管、社会治理的风险漏洞，提出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这批典型案例主要有两个特点。从案件类型看，包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例一至案例五）和与之关联网络黑产犯罪（案例六至案例十）两大类，较为全面反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较为深入揭示此类犯罪社会危害。从检察履职看，突出依法能动履职，不仅介绍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的成效，还介绍检察机关主动作为，协同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展现检察机关“惩处为要、预防为先、治理为本”的理念和作为。
问题二：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从所发布的案例看，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可否介绍一下此类犯罪当前的主要特点？
答：对于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点，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即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
领域广，就是指诈骗行为涉及日常生活诸多领域，投资理财、相亲交友、网络购物类诈骗占到近一半，尤其是投资理财类诈骗位居首位。
手段新，首先是新在诈骗“话术”上，犯罪分子往往蹭前沿业态的热点，以新技术、新概念包装诈骗项目并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以投资虚拟货币实施的诈骗。其次是新在诈骗“技术”上，不少网络技术、网络设备被非法用于违法犯罪，不仅提高了犯罪效率、降低了犯罪成本，也为犯罪分子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提供了支持帮助。再次，新在诈骗“空间”上，犯罪分子在传统跨地域（疆域）基础上，出现了跨平台的趋势。行为人将整个诈骗行为分割成多个子行为（如收集信息、引流、虚假投资、洗钱等），在多个平台上实施。从单个平台看，每个行为都是符合规则的，但是串联起来就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犯罪行为。
危害深，体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危害程度叠加升级，影响扩大蔓延。此类案件尤其是跨境案件，往往被骗群众多、涉案金额大，不少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求学钱。网络黑灰产滋生蔓延，导致犯罪门槛降低，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民众参与其中。尤其在“断卡”行动中发现，不少年轻人贪图出售“两卡”（即电话卡、银行卡）、帮助转移资金后带来的物质回报，甚至将此作为“职业”坐等收益，不仅深陷犯罪泥潭，而且导致思想滑坡、观念扭曲，催生不良网络文化。
问题三：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非法获取、提供、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在网络黑产领域呈多发态势。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案件特点以及检察机关在打击治理方面主要举措？
答：当前，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从检察办案情况看，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种类多，其中不乏个人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几经流转，不少被犯罪分子所利用，给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特别是一些行业“内鬼”泄露信息问题相对突出。。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认真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持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2021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9800余人，同比上升64%。特别是将行业“内鬼”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从严惩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共审核检查起诉相关涉案人员300余件500余人。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2021年，共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000余件。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在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的同时，溯源上游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围绕信息获取、流通、使用等各环节，同步加强全链条打击。聚焦侵害个人敏感信息、特殊群体个人隐私信息以及大规模个人隐私信息案件，聚焦重点行业部门和平台企业，强化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案联动，推动源头治理。结合司法办案，持续推动行业教育和社会警示，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营造全民保护的社会氛围。
问题四：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军检察长在报告中指出，网络虚拟空间，依法治理要实。特别强调要加强网络诉源治理。这次发布的多个案例也突出这方面履职。在加强网络治理方面，检察机关在今后工作中将有哪些具体考虑？
答：近年来，我们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不少社会治理问题。《意见》突出强调，切实强化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监督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生根。在与不断升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斗争中，司法机关要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光靠“惩”、只有“惩”是不够的，关键还是在于“治”，做到“惩”“治”结合，以“惩”促“治”。
检察机关如何加强网络诉源治理？我认为，首先，要有融入参与的能动自觉。这就要求检察人员不能止于办案，而要站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主动延伸监督，加强反向审视，为社会治理、网络监管发出“检察预警”、提供“检察方案”。这批案例所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都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总结发现的，体现了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自觉。其次，要有发现问题的专业能力。在网络大数据时代，要特别注重数据赋能，推动建立数据内外部共享互通，加强数据集成分析，实现由个案办理式监督向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及时发现网络治理的“死角”“盲点”。再次，还要有推动解决的担当智慧。要有协同推动意识，主动向有关行业、企业通报反映问题，善于利用典型案例、重点数据阐释说明问题，综合运用制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推动企业合规、开展普法宣传等形式共同推动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协同共治的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问题五：作为具体负责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部门，对于广大公众如何防骗识骗，可否提一些有针对性建议？
答：最关键还是要按照《意见》要求，建议全方位、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在每个人内心里筑起“防诈墙”，形成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一是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被害人贪图小利，这是多数诈骗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一定不能轻信网络上尤其是陌生人所谓“一夜暴富”“高额收益”“内部消息”“专家意见”等话语。对于自身不熟悉的行业、领域，要充分反复了解，审慎作出决定，不要被眼前小利蒙蔽双眼误入骗局。
二是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当前，不良网络文化腐蚀着公众的思想，降低了一些人在网络空间辨别分析的能力。犯罪分子正是抓住这一特点，紧盯沉溺于不良文化的群体实施精准诈骗。很典型的如“饭圈”文化，利用年轻人“追星”的盲从心理轻松达到诈骗目的。对此，我们要自觉远离不良低俗文化，追寻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要以健康的心态参与网络活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等不良心态，落入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
三要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随网络技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各种新概念、新技术、新产业不断出现，社会公众对此认识不清、了解不深。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吹捧概念、包装项目，以“新瓶装旧酒”“挂羊头卖狗头”等方式实施诈骗。社会公众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些前沿概念、技术，尽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认识了解，不要轻信所谓“专家”“内部人士”的意见，三思而后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
...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以及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开展能动履职、协同推进网络治理的相关成效。检察机关希望能够通过发布这批案例，起到警示犯罪分子、引导社会公众、推动行业治理的积极作用。
这10件典型案例分别是：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邱某儒等31人诈骗案，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罗某杰诈骗案，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从案件类型看，有五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另外五件则是与之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10件典型案例较为全面反映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深入揭示了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征表现为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在这批典型案例中，刘某峰等37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组建在线游戏情侣为名引诱玩家高额充值骗取钱款，是一种新型的“游戏托”诈骗方式；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的犯罪分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骗取700余名被害人1.2亿余元；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案中，电信部门代理商和劳务企业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工作便利，非法采集务工人员身份证、人脸识别信息激活手机卡，并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慢慢的变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隐私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一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这个的人说，检察机关格外的重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保护，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从每个人做起，希望我们大家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提升防范意识和能力，筑起防范诈骗的“防火墙”。
魏某双等60人诈骗案——以投资虚拟货币等为名搭建虚假交易平台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犯罪集团 虚拟货币 投资风险防范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受害范围广、涉及金额多、危害影响大，检察机关要充分的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追捕、追诉境内外犯罪分子，全面追查、准确认定犯罪资金，持续保持从严惩治的态势。对于投资型网络诈骗，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和风险预警，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防范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等人在黄某海（在逃）等人的纠集下，集中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市，以投资区块链、欧洲平均工业指数为幌子，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冒充专业指导老师诱使被害人在平台上开设账户并充值，被害人所充值钱款流入该团伙实际控制的对公账户。之后，被告人又通过事先掌握的虚拟货币或者欧洲平均工业指数走势，诱使被害人反向操作，制造被害人亏损假象，并在被害人向平台申请出款时，以各种事由推诿，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谋取非法利益。
在黄某海组织策划下，被告人魏某双、罗某俊、谢某林、刘某飞担任团队经理负责各自团队的日常运营；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担任业务组长、业务员具体实施诈骗活动。该团伙为躲避追查，以2至3个月为一个作案周期。2019年10月，该团伙流窜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准备再次实施诈骗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并移交我国。
经查，该团伙骗取河北、内蒙古、江苏等地7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2亿余元。
本案由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21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侦查，将诈骗金额从最初认定的人民币1200万余元提升到1.2亿余元。2020年2月11日，公安机关以魏某双等60人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分别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嫌疑犯建议书》《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追捕追诉共计32名犯罪团伙成员（另案处理）。同年5月9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魏某双等60人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9月2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魏某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判处被告人罗某俊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林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飞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其余5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1名被告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本案办理所反映的金融投资诈骗犯罪发案率高、社会公众对这类投资陷阱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无锡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并会签协作文件，构建了打击治理虚假金融投资诈骗犯罪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普法、社会治理等8项机制，提升发现、查处、打击这类违法犯罪的质效。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线上依托各类媒体宣传平台，线下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向社会公众揭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加强对金融投资知识的普及，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一）依法从严追捕追诉，全面追查犯罪资金，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高发，犯罪分子往往多国流窜作案，多地协同实施，手段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对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深挖细查案件线索，对于集团内犯罪分子，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而未提请的、应当移送起诉而未移送的，依法及时追捕、追诉。注重加强追赃挽损，主动引导公安机关全面追查、准确认定、依法扣押犯罪资金，不给犯罪分子在经济上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骗群众的财产利益。
（二）加强以案释法，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引导社会公众提升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当前，投资类诈骗已经成为诈骗的重要类型。特别是犯罪集团以投资新业态、新领域为幌子，通过搭建虚假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隐蔽性强、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为此，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以案释法，揭示投资型诈骗的行为本质和危害实质，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新业态领域知识的普及介绍，提示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充分了解投资项目，合理预期未来收益，选择正规途径理性投资，自觉虚拟货币交易等非法金融活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检察机关要全面把握投资平台操作模式，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精准惩治。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集团内部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强化追赃挽损，及时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被告人邱某儒，系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文公司）股东；
被告人刘某，系广东省深圳市恒古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古金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郑某辰，系广东省惠州惠赢浩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赢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年3月，被告人邱某儒设立广文公司后，通过组织人员、租赁办公场所、购买交易软件、租用服务器，搭建了以“飞天蜡像”等虚构的文化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类期货交易平台。陶某龙等人通过一级运营中心恒古金公司刘某发展了惠赢公司、元美公司等三十余家会员单位。为实现共同骗取投资者财物的目的，会员单位在多个股票投资聊天群中选择投资者，拉入事先设定的聊天群。同时，安排人员假扮“老师”和跟随老师投资获利的“投资者”、发送虚假盈利截图，以话术烘托、虚构具有盈利能力等方式，骗取投资者的信任，引诱投资者在平台上入金交易。
交易过程中，广文公司和会员单位向投资者隐瞒“平台套用国际期货行情趋势图、并无实际交易”等事实，通过后台调整艺术品价格，制造平台交易平稳、未出现大跌的假象。投资者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认为在该平台交易较为稳妥，且具有较大盈利可能性，故在平台上持续多笔交易，付出高额的手续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黄某等6628名投资者共计人民币4.19亿余元。
本案由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2月，深圳市检察机关介入案件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围绕犯罪主体、诈骗手法、诈骗金额等问题夯实证据并及时追缴赃款。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分批以诈骗罪将邱某儒等237人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由于邱某儒以及陶某龙、刘某等7人（系广文公司后援服务中心及相关内设部门、恒古金公司主要成员）、郑某辰、蒋某等23人（系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报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级别管辖和指定管辖，其余206人分别由南山区、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2月至12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某儒、陶某龙、刘某、郑某辰、蒋某等31人分批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9年1月至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邱某儒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陶某龙、刘某等7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郑某辰、蒋某等23人有期徒刑八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至五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提出上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虚构交易平台，通过多次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投资钱款目的，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确有错误，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依法提出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邱某儒、陶某龙等10人上诉，对邱某儒、郑某辰、蒋某等24人改判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至五万元不等。
办案过程中，深圳市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交易平台电子数据，依法冻结涉案账户资金共计人民币850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按比例返还被害人，并责令各被告人继续退赔。深圳市检察机关向社会公开发布伪交易平台类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加强防范警示。
（一）以频繁交易方式骗取高额手续费行为迷惑性强，要全面把握交易平台运行模式，准确认定这类行为诈骗本质。在投资型网络诈骗中，犯罪分子往往以“空手套白狼”“以小套大”等方式实施诈骗。但在本案中，犯罪分子利用骗术诱导投资者频繁交易，通过赚取高额手续费的方式达到骗取钱款目的。与传统诈骗方式相比，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诈骗欺骗性、迷惑性更强、危害群体范围也更大。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要围绕“平台操控方式、平台盈利来源、被害人资金流向”等关键事实，准确认定平台运作的虚假性和投资钱款的非法占有性，全面认定整个平台和参与成员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追诉。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起抗诉，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
（二）准确区分诈骗集团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依法全面惩治各个层级的诈骗犯罪分子。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往往层级多、架构复杂、人员多，对于参与其中的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往往难以直接区分。对此，检察机关要围绕平台整体运作模式和不同层级犯罪分子之间的行为关联，准确区分集团内部犯罪分子的分工作用。既要严厉打击在平台上组织开展诈骗活动的指挥者，又要依法惩治在平台上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的操作者，还要深挖诈骗平台背后的实质控制者，实现对诈骗犯罪集团的全面打击。
（三）强化追赃挽损，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投资类诈骗案件往往具有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账户多等特点，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机关要把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办案全过程，会同公安机关及时提取、梳理投资平台的后台电子数据。从平台资金账户、犯罪分子个人账户入手，倒查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相关的出入金账户；通过资金流向发现处置线索，及时扣押涉案相关财物，阻断诈骗资金的转移和处置，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的财产损失。
张某等3人诈骗案、戴某等3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冒充明星以投票打榜为名骗取未成年人钱款
电信网络诈骗 “饭圈”文化 未成年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以“饭圈”消费为名实施的诈骗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侵害。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此类诈骗犯罪，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不良“饭圈”文化，提高防范意识。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单独或合谋，购买使用明星真实名字作为昵称、明星本人照片作为头像的QQ号。之后，上述人员通过该QQ号之前组织的多个“明星粉丝QQ群”添加被害人为好友，在群里虚构明星身份，以给明星投票的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
2020年6月，被告人张某通过上述虚假明星QQ号，添加被害人刘某乙（女，13岁，初中生）为好友。张某虚构自己系明星本人的身份，以给其网上投票为由，将拟骗取转账金额人民币10099元谎称为“投票编码”，向刘某乙发送投票二维码实为收款二维码，诱骗刘某乙使用其母微信账号扫描该二维码，输入“投票编码”后完成所谓的“投票”，实则进行资金转账。在刘某乙发现钱款被转走要求退款时，张某又继续欺骗刘某乙，称添加“退款客服”后可退款。刘某乙添加“退款客服”为好友后，易某、刘某甲随即谎称需要继续投票才能退款，再次诱骗刘某乙通过其母支付宝扫码转账人民币1万余元。经查，被告人张某、易某、刘某甲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9万余元。其中，4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
应张某等人要求，被告人戴某主动联系黄某俊、范某田，利用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帮助张某等人转移上述犯罪资金，并收取佣金。期间，因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收款二维码被封控提示可能用于违法犯罪，不能再进账，他们又相继利用家人收款二维码继续协助转账。
本案由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绥阳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绥阳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0月28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张某、易某、刘某甲提起公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提起公诉。同年12月16日，绥阳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张某、易某、刘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戴某、黄某俊、范某田有期徒刑三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至一千元不等。被告人戴某提出上诉，林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余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发后，检察机关主动联系教育部门，走进被害人所在的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自觉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提高网上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
（一）依法从严打击以“饭圈”消费为名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诈骗犯罪。当下，在“饭圈”经济的助推下，集资为明星投票打榜、购买明星代言产品成为热潮，不少未成年人沉溺于此。一些犯罪分子盯住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差、盲目追星等弱点，以助明星消费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时有发生，不仅给家庭造成经济损失，也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阴影。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坚持惩防结合，结合司法办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不良“饭圈”文化影响，理性对待明星打赏活动，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防止被诱导参加所谓的应援集资，落入诈骗陷阱。
（二）对于利用个人银行卡和收款码，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转移赃款的行为，加强全链条打击，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利用自己或他人的银行卡、收款码为诈骗犯罪分子收取、转移赃款，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固定环节，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对于这类犯罪行为，检察人员既要认定其利用银行卡和二维码实施收取、转账赃款的客观行为，又要根据被告人实施转账行为的次数、持续时间、资金流入的频率、数额、对帮助对象的了解程度、银行卡和二维码被封控提示等主客观因素综合认定其主观明知，对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依法可以该罪论处。
“游戏托”诈骗行为隐蔽套路深，欺骗性诱惑性强。检察机关要穿透“游戏托”诈骗骗局，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通过办案引导广大游戏玩家提高自我防范能力，督促网络游戏企业强化内控、合规经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被告人刘某峰，系辽宁盘锦百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百思公司代理运营推广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款网络游戏，被告人刘某峰招聘杨某明等36人具体从事游戏推广工作。为招揽更多的玩家下载所推广的游戏并充值，刘某峰指使杨某明等员工冒充年轻女性，在热门网络游戏中发送“寻求男性游戏玩家组建游戏情侣”的消息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在微信添加为好友后，再向被害人发送游戏链接，引诱被害人下载所推广的两款网络游戏。在游戏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组建游戏情侣，假意与被害人发展恋爱关系，通过发送虚假的机票订单信息截图、共享位置截图等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骗被害人向游戏账号以明显超过正常使用范围的数额充值。部分被告人还以给付见面诚意金、报销飞机票等理由，短时间多次向被害人索要钱款，诱使被害人以向游戏账号充值的方式支付钱款。经查，刘某峰等人骗取20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89万余元。
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立案侦查。2019年9月9日，公安机关以刘某峰等37人涉嫌诈骗罪移送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12月2日，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刘某峰等37人提起公诉。2020年12月21日，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刘某峰等37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刘某峰提出上诉，2021年3月3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检察机关制作反诈宣传视频，深入大中专院校、街道社区进行宣传，警示游戏玩家警惕“游戏托”诈骗，对游戏中发布的信息要仔细甄别，理性充值，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同时，检察人员深入游戏研发企业座谈，提出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督促企业规范产品推广，审慎审查合作方的推广模式，合理设定推广费用，加强产品推广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一）以游戏充值方式骗取行为人资金，在“游戏托”诈骗中较为常见，要准确认定其诈骗本质，依法从严惩治。“游戏托”诈骗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诈骗方式。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扮演异性角色，以“奔现交友”（系网络用语，指由线上虚拟转为线下真实交友恋爱）等话术骗取被害人信任，以游戏充值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支付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游戏费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检察机关要透过犯罪行为表象，通过对交友话术欺骗性、充值数额异常性、获利手段非法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其诈骗犯罪本质，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二）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提高游戏玩家自我防范能力。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大、人数多，犯罪分子在网络游戏中使用虚假身份，运用诈骗“话术”，极易使游戏玩家受骗。对于广大游戏玩家而言，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于游戏中发布的信息仔细甄别，对于陌生玩家的主动“搭讪”保持必要的警惕，以健康心态参与网络游戏，理性有节制进行游戏充值，防止落入犯罪分子编织的“陷阱”。
（三）推动合规建设，促进网络游戏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结合司法办案，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网络游戏行业，严格落实备案制度，完善游戏推广机制，加强对游戏过程中违法犯罪信息的监控查处，推动网络游戏企业加强合规建设，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诈骗案——虚构基因缺陷引诱被害人购买增高产品套餐骗取钱款
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惩治。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分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确保案件效果良好。
被告人吴某强，系广州助高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2016年9月，被告人吴某强注册成立助高公司，组建总裁办、广告部、服务部、销售部等部门，逐步形成以其为首要分子，吴某祥等人为骨干成员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针对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产并低价购进“黄精高良姜压片”“氨基酸固体饮料”“骨胶原蛋白D”等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装贴上“助高特效产品”标识，将上述食品从进价每盒人民币20余元抬升至每盒近600元，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将产品和服务捆绑销售，在互联网上推广。
为进一步引诱客户购买产品，助高公司私下联系某基因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编造客户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虚假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谎称上述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青少年在3个月内增高5-8厘米，骗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额货款，以此实施诈骗。当被害人以无实际效果为由要求退款时，助高公司销售及服务人员或继续欺骗被害人升级套餐，或以免费更换服务方案等方式安抚、欺骗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弃。经查，该犯罪集团骗取1323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633万余元。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1月，公安机关以吴某强、吴某祥等117人涉嫌诈骗罪提请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审查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批准逮捕，对参与时间短、情节轻微、主观无诈骗故意的57人不批准逮捕；对2名与助高公司共谋、编造虚假基因检测报告的人员监督立案（另案处理）。同年6月16日至20日，公安机关先后将吴某强、吴某祥等60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同年7月13日至7月18日，检察机关先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60名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021年2月9日，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强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判处吴某祥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其他5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中一名被告人根据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调整量刑；对其他被告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被告人为了达到骗取钱款的目的，需要对其出售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这其中存在着与民事欺诈、虚假广告罪之间的界分问题。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人员要从商品价格、功能、后续行为等角度综合考虑。对于被告人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过于悬殊、对所销售商品功效以及对购买者产生影响“漠不关心”、采用固定销售“话术”“剧本”套路被害人反复购买、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结合被告人供述，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诈骗罪论处。行为人为了拓宽销路、提高销量，对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虚假宣传的，可按民事欺诈处理；情节严重的，符合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可以虚假广告罪论处。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二）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处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层级多、人员多，对此检察机关要区分人员地位作用、分层分类处理，不宜一刀切。对于参与时间较短、情节较轻、获利不多的较低层次人员，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从宽处理。对于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者、骨干分子和幕后“金主”，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与诈骗分子同谋，为诈骗犯罪提供虚假证明、技术支持等帮助，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做到罚当其罪。
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进行资金跨境转移，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全链条惩治。对于专门为诈骗犯罪团伙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2020年2月13日，被告人罗某杰在境外与诈骗分子事前通谋，计划将诈骗资金兑换成虚拟货币“泰达币”，并搭建非法跨境转移通道。罗某杰通过境外人员戴某明和陈某腾（均为外籍、另案处理），联系到中国籍虚拟货币商刘某辉（另案处理），共同约定合作转移诈骗资金。同年2月15日，被害人李某等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口罩被诈骗分子骗取人民币110.5万元后，该笔资金立即转入罗某杰控制的一级和二级账户，罗某杰将该诈骗资金迅速转入刘某辉账户；刘某辉收到转账后，又迅速向陈某腾的虚拟货币钱包转入14万余个“泰达币”，陈某腾扣除提成，即转给罗某杰13万个“泰达币”。后罗某杰将上述13万个“泰达币”变现共计人民币142万元。同年5月11日，公安机关抓获罗某杰，并从罗某杰处扣押、冻结该笔涉案资金。
本案由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5月14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同年8月12日，公安机关以罗某杰涉嫌诈骗罪移送起诉。因移送的证据难以证明罗某杰与上游诈骗犯罪分子有共谋，同年9月3日，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同时开展自行侦查，进一步补充收集到罗某杰与诈骗犯罪分子事前联络、在犯罪团伙中专门负责跨境转移资金的证据，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罗某杰为诈骗罪共犯。2021年7月1日，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罪名为诈骗罪。同年8月26日，济宁高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罗某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罗某杰提出上诉，同年10月19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合本案办理，济宁市检察机关与外汇监督管理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召开座谈会，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构建信息共享和监测封堵机制；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的违法性、危害性的社会宣传，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一）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虚拟货币因具有支付工具属性、匿名性、难追查等特征，往往被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利用，成为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的工具，严重危害正常金融秩序，影响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开展。检察机关要依法加大对利用虚拟货币非法跨境转移资金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步惩治为资金转移提供平台支持和交易帮助的不法虚拟货币商，及时阻断诈骗集团的资金跨境转移通道。
（二）专门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配合实施，有的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未归案，司法机关难以获取相关证据，加大了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认定难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全面收集行为人与境外犯罪分子联络、帮助转移资金数额、次数、频率等方面的证据，对于行为人长期帮助诈骗团伙转账、套现、取现，或者提供专门资金转移通道，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在综合全案证据基础上，应认定其与境外诈骗分子具有通谋，以诈骗罪共犯认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行业“内鬼”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激活手机“白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手机卡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公民个人信息是犯罪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物料”。特别是行业“内鬼”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危害尤为严重。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2019年12月，被告人徐某、郑某合谋在杭州市、湖州市、诸暨市等地非法从事手机卡“养卡”活动。即先由郑某利用担任手机卡代理商的便利，申领未实名验证的手机卡（又称“白卡”）；再以每张卡人民币35元至40元的价格交由职业开卡人马某辉；马某辉通过在江苏省的劳务公司员工时某华、耿某军等人，以办理“健康码”、核实健康信息等为由，非法采集劳务公司务工人员身份证信息及人脸识别信息，对“白卡”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为规避通信公司对外省开卡的限制，时某华、耿某军利用郑某工号和密码登录内部业务软件，将手机卡开卡位置修改为浙江省。此外，马某辉还单独从赵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400余条用于激活“白卡”。
经查，上述人员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办理手机卡共计3500余张。其中，被告人徐某、郑某、马某辉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47705元，被告人时某华、耿某军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9700元，被告人赵某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220元。上述办理的手机卡中，有55张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68起诈骗案件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284万余元。
本案由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现为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分局）立案侦查。2020年12月10日，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现为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2月4日，公安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移送起诉。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利用工作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隐私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将案件线索同步移送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后，开展了相关调查核实工作。
2021年11月30日、12月1日，检察机关以徐某等6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12月31日，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徐某等6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七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同时，判决被告人徐某等6人连带赔偿人民币14万余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通信公司网点人员“养卡”的问题，检察机关与有关通信公司座谈，建议加强开卡和用卡环节内部监管，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产链条。针对不法分子通过“地推”[ “地推”是指通过实地宣传进行市场营销推广人员的简称。]获取大学生、老年人、务工人员等群体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人员在辖区大学城、社区、园区企业开展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升民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一）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当前，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大多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行为。有的犯罪分子把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作为实施诈骗的基础工具；有的利用这些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检察机关要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的重点任务，既要通过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溯前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又要通过查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深挖关联的诈骗等犯罪线索，实现全链条打击。特别是对于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要坚持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加大罚金刑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二）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线索移送、人员协作和办案联动，形成办案双向合力，切实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司法保护。
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多人参与、多途径配合搭建专门运输通道向境外运送银行卡套件
当前，银行卡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围绕银行卡的买卖、运输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检察机关要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输通道。结合司法办案，推动物流寄递业监管，压实企业责任，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
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间，时在菲律宾的被告人施某凌以牟利为目的，接受被告人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均系化名，在逃）等人的委托，提供从国内运送信用卡套件到菲律宾马尼拉市的物流服务。
被告人施某凌接到订单后，直接或者通过被告人吴某鑫联系全国各地1000多名长期收集、贩的不法人员，通过物流快递和水客携带运输的方式，将购买的大量他人银行卡、对公账户通过四个不同层级，接力传递，运送至菲律宾。具体运输流程如下：首先由施某凌等人将从“卡商”处收购的大量银行卡以包裹形式运送至蔡某向等人经营的位于福建晋江、石狮一带的物流点；再由被告人施某补等人将包裹从上述物流点取回进而拆封、统计、整理后，乘坐大巴车携带运往郑某等人经营的广东深圳、珠海一带的物流点；后由往来珠海到澳门的“水客”以“蚂蚁搬家”方式，或由被告人郑某通过货车夹带方式，将包裹运往被告人施某莉在澳门设立的中转站；最终由施某莉组织将包裹从澳门空运至菲律宾。包裹到达菲律宾境内后，吴某鑫再组织人员派送给王某韬以及“周生”、“龙虾”等人。
经查，被告人施某凌等人参与运转的涉案银行卡套件多达5万余套，获利共计人民币616万余元。
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公安机关于2020年4月20日、10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将本案被告人分两批移送起诉。检察机关于同年8月18日、11月4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被告人分批提起公诉，晋江市人民法院对两批案件并案审理。2021年5月6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施某凌、王某韬、吴某鑫、蔡某向、施某补、郑某、施某莉等1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上诉，同年9月1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决。
根据本案所反映出的物流行业经营的风险问题，晋江市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商务、交通运输、海关、邮政部门联合制发了《晋江市物流行业合规建设指引（试行）》，通过建立健全物流行业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行业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管理，促进物流行业合规建设。同时，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内部人员法治教育，加大以案释法，切实推进行业规范经营发展。
（一）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转通道。当前，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转移诈骗资金，需要获取大量的国内公民银行卡，银行卡的转移出境成为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将物流寄递作为运输的重要渠道，通过陆路、水路、航空多种方式流水作业，将银行卡运送到境外。为此，检察机关要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加强物流大数据研判分析，掌握银行卡在境内运转轨迹，依法严厉打击买卖、运输银行卡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要切断境内外转运的关键节点，阻断银行卡跨境运转通道。
（二）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物流寄递业规范经营。物流寄递具有触角长、交付快、覆盖面广等特点，因而在运输银行卡过程中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主动加强沟通，推动物流寄递业加强行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寄递企业“源头关”、寄递物品“实名关”、寄递过程“安检关”。对于发现的涉大量银行卡的包裹，相关企业要加强重点检查，及时向寄递人核实了解情况，必要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防止银行卡非法转移。结合典型案例，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培训宣传，通过以案释法，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防止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
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非法买卖GOIP设备并提供后续维护支持，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帮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GOIP设备[ GOIP（Gsm Over Internet Protocol）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该设备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供上百张手机卡同时运作，并通过卡池远程控制异地设备，实现人机分离、人卡分离、机卡分离等功能。] 技术支持 网络黑灰产业链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GOIP设备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加大了打击治理难度。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GOIP等设备行为，源头打击治理涉网络设备的黑色产业链。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
被告人唐某琪，系广东深圳乔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尚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方某，系浙江杭州三汇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公司）销售经理。
被告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之后其仍以乔尚公司名义向方某购买该设备，并通过网络销售给他人。方某明知唐某琪将GOIP设备出售给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10月，唐某琪从方某处购买130台GOIP设备并销售给他人，并提供后续安装、调试及配置系统等技术支持。期间，公安机关在广西北海、钦州以及贵州六盘水、铜仁等地查获唐某琪、方某出售的GOIP设备20台。经查，其中5台设备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造成张某淘、李某兰等人被诈骗人民币共计34万余元。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9月27日，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1月25日，公安机关以唐某琪、方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指定由海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GOIP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方某作为行业销售商，明知GOIP设备多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收到公司警示通知的情况下，对销售对象不加审核，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导致所出售设备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均应认定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年6月21日，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唐某琪、方某提起公诉。同年8月2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琪、方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一万元。唐某琪提出上诉，同年10月18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GOIP设备被诈骗犯罪分子使用助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坚持打源头斩链条，防止该类网络黑灰产滋生发展。当前，GOIP设备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一些诈骗团伙在境外远程控制在境内安置的设备，加大反制拦截和信号溯源的难度，给案件侦办带来诸多难题。检察机关要聚焦违法使用GOIP设备所形成的黑灰产业链，既要从严惩治不法生产商、销售商，又要注重惩治专门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以及提供专门场所放置设备的不法人员，还要加大对为设备运转提供大量电话卡的职业“卡商”的打击力度，全链条阻断诈骗分子作案工具来源。
（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明知条件的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予以综合认定。对于曾因实施有关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被监管部门告诫、处罚的，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如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可依法认定其明知。对于行业内人员出售、提供相关设备工具被用于网络犯罪的，要结合其从业经历、对设备工具性能了解程度、交易对象等因素，可依法认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周某平、施某青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冒用他人信息实名注册并出售校园宽带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工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宽带账号 通信行业治理 平安校园建设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非法办理、出售网络宽带账号，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打击、严肃惩处。检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规范电信运营服务、严格内部从业人员管理。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
被告人施某青，系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营业网点代理商上海联引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2019年上半年起，被告人周某平在网上获悉他人求购宽带账号的信息后，向施某青提出购买需求。施某青利用负责面向在校学生的“办理手机卡加1元即可办理校园宽带”服务的工作便利，在学生申请手机卡后，私自出资1元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以每个宽带账号人民币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周某平，周某平联系买家出售。周某平、施某青作为电信行业从业人员，明知宽带账号不能私下买卖，且买卖后极有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仍私下办理并出售给上游买家。同时，为帮助他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两人还违规帮助上游买家架设服务器，改变宽带账号的真实IP地址，并对服务器进行日常维护。周某平、施某青分别获利人民币8万余元、10万余元。经查，二人出售的一校园宽带账号被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致一被害人被骗人民币158万余元。
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6月4日，公安机关以周某平、施某青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同年6月30日，检察机关对周某平、施某青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7月12日，闵行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周某平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施某青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针对本案办理中所暴露的宽带运营服务中的管理漏洞问题，检察机关主动到施某青所在通信公司走访，通报案件情况，指出公司在业务运营中所存在的用户信息管理不严、业务办理实名认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关业务监管机制，加强用户信息管理。该公司高度重视，对涉案的驻某高校营业厅处以年度考评扣分的处罚，并规定“1元加购宽带账户”的业务必须由用户本人到现场拍照确认后，方可办理。检察机关还结合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提示在校学生加强风险意识，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重视名下个人账号管理使用，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
（一）非法买卖宽带账号并提供隐藏IP地址等技术服务，属于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宽带账号直接关联到用户网络个人信息，关系到互联网日常管理维护，宽带账号实名制是互联网管理的一项基本要求。电信网络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冒用校园用户信息开通宽带账户倒卖，为犯罪分子隐藏真实身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影响网络正常管理，也给司法办案制造了障碍。对于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依法追诉；对于行业内部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实施上述行为的，依法从严惩治。
（二）规范通信运营服务，严格行业内部人员管理，加强源头治理，防范网络风险。加强通信行业监管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内容。网络黑灰产不断升级发展，给电信行业监管带来不少新问题。对此，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所反映出的风险问题，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督促业内企业严格落实用户实名制，规范用户账号管理；建立健全用户信息收集、使用、保密管理机制，及时堵塞风险漏洞，对于频繁应用于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高风险业务及时清理规范。要督促有关企业加强对内部人员管理，加大违法违规案例曝光，强化警示教育，严格责任追究，构筑企业内部安全“防火墙”。
（三）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共同牢筑网络安全的校园防线。当前，校园及周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案件时有发生，一些在校学生不仅容易成为诈骗的对象，也容易为了眼前小利沦为诈骗犯罪的“工具人”。要深化检校协作，结合发案情况，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深入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规范校园内电信、金融网点的设立、运营，重视加强就业兼职等重点领域的法治教育。
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际，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就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相关问题，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问题一：当前，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此讨论热烈。最高检发布这批案例主要有哪些考虑？这批案例又有哪些特点？
答：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严重污蚀网络环境。据统计，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4万人，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2.9万人。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2021年4月，习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为做好今后一段时期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一年来，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把打击治理工作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任务之一，依法严厉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协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
发布这批典型案例，我们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警示犯罪分子。通过揭露犯罪行为本质和严重社会危害，表明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治的坚定立场，正告那些正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人员要迷途知返，绝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二是引导社会公众。通过揭示犯罪方式手段，戳穿犯罪分子设计的“骗局”，引导社会公众增强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力。三是推动社会治理。通过反映办案中所发现的行业监管、社会治理的风险漏洞，提出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这批典型案例主要有两个特点。从案件类型看，包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例一至案例五）和与之关联网络黑产犯罪（案例六至案例十）两大类，较为全面反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样态，较为深入揭示此类犯罪社会危害。从检察履职看，突出依法能动履职，不仅介绍加强司法办案、依法打击犯罪的成效，还介绍检察机关主动作为，协同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展现检察机关“惩处为要、预防为先、治理为本”的理念和作为。
问题二：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从所发布的案例看，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可否介绍一下此类犯罪当前的主要特点？
答：对于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特点，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即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
领域广，就是指诈骗行为涉及日常生活诸多领域，投资理财、相亲交友、网络购物类诈骗占到近一半，尤其是投资理财类诈骗位居首位。
手段新，首先是新在诈骗“话术”上，犯罪分子往往蹭前沿业态的热点，以新技术、新概念包装诈骗项目并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以投资虚拟货币实施的诈骗。其次是新在诈骗“技术”上，不少网络技术、网络设备被非法用于违法犯罪，不仅提高了犯罪效率、降低了犯罪成本，也为犯罪分子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提供了支持帮助。再次，新在诈骗“空间”上，犯罪分子在传统跨地域（疆域）基础上，出现了跨平台的趋势。行为人将整个诈骗行为分割成多个子行为（如收集信息、引流、虚假投资、洗钱等），在多个平台上实施。从单个平台看，每个行为都是符合规则的，但是串联起来就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犯罪行为。
危害深，体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危害程度叠加升级，影响扩大蔓延。此类案件尤其是跨境案件，往往被骗群众多、涉案金额大，不少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求学钱。网络黑灰产滋生蔓延，导致犯罪门槛降低，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民众参与其中。尤其在“断卡”行动中发现，不少年轻人贪图出售“两卡”（即电话卡、银行卡）、帮助转移资金后带来的物质回报，甚至将此作为“职业”坐等收益，不仅深陷犯罪泥潭，而且导致思想滑坡、观念扭曲，催生不良网络文化。
问题三：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物料”，非法获取、提供、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在网络黑产领域呈多发态势。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案件特点以及检察机关在打击治理方面主要举措？
答：当前，犯罪分子或是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以此作为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或是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象进行“画像”实施精准诈骗。从检察办案情况看，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种类多，其中不乏个人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几经流转，不少被犯罪分子所利用，给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特别是一些行业“内鬼”泄露信息问题相对突出。。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认真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持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2021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9800余人，同比上升64%。特别是将行业“内鬼”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从严惩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共审核检查起诉相关涉案人员300余件500余人。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2021年，共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000余件。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把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工作，将行业“内鬼”和职业团伙作为重点从严惩治。在查办电信网络诈骗的同时，溯源上游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围绕信息获取、流通、使用等各环节，同步加强全链条打击。聚焦侵害个人敏感信息、特殊群体个人隐私信息以及大规模个人隐私信息案件，聚焦重点行业部门和平台企业，强化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办案联动，推动源头治理。结合司法办案，持续推动行业教育和社会警示，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营造全民保护的社会氛围。
问题四：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军检察长在报告中指出，网络虚拟空间，依法治理要实。特别强调要加强网络诉源治理。这次发布的多个案例也突出这方面履职。在加强网络治理方面，检察机关在今后工作中将有哪些具体考虑？
答：近年来，我们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不少社会治理问题。《意见》突出强调，切实强化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监督管理，强化源头治理，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生根。在与不断升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斗争中，司法机关要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光靠“惩”、只有“惩”是不够的，关键还是在于“治”，做到“惩”“治”结合，以“惩”促“治”。
检察机关如何加强网络诉源治理？我认为，首先，要有融入参与的能动自觉。这就要求检察人员不能止于办案，而要站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主动延伸监督，加强反向审视，为社会治理、网络监管发出“检察预警”、提供“检察方案”。这批案例所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都是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总结发现的，体现了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自觉。其次，要有发现问题的专业能力。在网络大数据时代，要特别注重数据赋能，推动建立数据内外部共享互通，加强数据集成分析，实现由个案办理式监督向类案治理式监督转变，及时发现网络治理的“死角”“盲点”。再次，还要有推动解决的担当智慧。要有协同推动意识，主动向有关行业、企业通报反映问题，善于利用典型案例、重点数据阐释说明问题，综合运用制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推动企业合规、开展普法宣传等形式共同推动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协同共治的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问题五：作为具体负责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部门，对于广大公众如何防骗识骗，可否提一些有针对性建议？
答：最关键还是要按照《意见》要求，建议全方位、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在每个人内心里筑起“防诈墙”，形成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一是切莫贪图眼前蝇头小利。被害人贪图小利，这是多数诈骗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一定不能轻信网络上尤其是陌生人所谓“一夜暴富”“高额收益”“内部消息”“专家意见”等话语。对于自身不熟悉的行业、领域，要充分反复了解，审慎作出决定，不要被眼前小利蒙蔽双眼误入骗局。
二是切莫追随不良网络文化。当前，不良网络文化腐蚀着公众的思想，降低了一些人在网络空间辨别分析的能力。犯罪分子正是抓住这一特点，紧盯沉溺于不良文化的群体实施精准诈骗。很典型的如“饭圈”文化，利用年轻人“追星”的盲从心理轻松达到诈骗目的。对此，我们要自觉远离不良低俗文化，追寻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要以健康的心态参与网络活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等不良心态，落入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
三要切莫轻信“前沿概念技术”。随网络技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各种新概念、新技术、新产业不断出现，社会公众对此认识不清、了解不深。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吹捧概念、包装项目，以“新瓶装旧酒”“挂羊头卖狗头”等方式实施诈骗。社会公众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些前沿概念、技术，尽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认识了解，不要轻信所谓“专家”“内部人士”的意见，三思而后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0726）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查号台） 010-12309（检察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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